2.中方将继续在黄岩岛保持警戒。

3.外国3艘炮艇在南海追袭中国渔船被我渔政逼退。

4.Facebook 今日上市 扎克伯格身价将达300亿美元。

5.朝鲜：中国渔船越界捕捞 仅一艘船被扣，中国船长：朝军舰越界抓船 劫匪身穿军装。

6.中俄列车大劫案案犯一审被判无期。

7.中国大中城市房价连续7个月环比下降。

8.履行承诺 法国新内阁全体减薪30%。

2.外交部要求朝方确保被抓扣中国船员安全。

3.菲律宾芒果出口中国疑遇阻 被倒入南海。

4.五旬教师倾尽家财买200余个“获奖证书”。

5.中国海军开火击退70艘疑似海盗船。

6.河南女童被撞后疑遭警车碾压。

7.陕西府谷县司法局正副局长涉嫌履历学历均造假。

8.中国首次通过电视发布地震预警。

这颗核弹名叫“沙皇炸弹”，俄国人给它取了一个昵称——我们可以粗略的翻译为“等着瞧”。这颗重达5千万吨的氢弹是历史上被引爆的最大的炸掉，而且它也被认为是威力最大的人造物体。

原文来自：FastCoDesign 由 Maximilian Bode 绘制，中文版由 知了 译制。

2.黄岩岛今起休渔，中方回应军事解决主张。

3.国台办：愿就人权法治与台方对话。

4.越南：不承认中国南海休渔令。

5.胶济铁路致72人死事故被免官员复出。

6.多地保障房被指偷工减料 部分须推倒重建。

7.民众呼吁住建部披露自来水83%达标详情。

8.传中国拟放宽大陆资金买港股  料会有500亿美元流入。

两种模式区分之大，超过国共两党的歧见。归结到哲学上讲，德法的启蒙精神与苏格兰的启蒙精神就大不相同。一个重先验，黑格尔集其大成；一个重经验、好怀疑，如休谟、马赫，因为不好大喜功，倒找不出一个好比老黑那样的哲学王来当党代表。前者重建构理性，因而浪漫、激进，立法要编法典，哲学要成体系，革命也要上断头台。后者则重演绎理性，反感暴力，任运自在，而略显保守 。所以顾准讲英美与德法的革命是完全的两种路线，并对身处其中的后者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乌托邦”之名虽源于英国的大法官莫尔，却在欧陆被当了真，如风卷残云，直到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尘埃落定时，称二十世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极端的年代”。

以社会契约论为例，中国人多重卢梭，强调在个人让渡出权利之后，对国家的绝对服从。因为那是“公意”，服从它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这种论调与黑格尔一样，强调国家和主权者的神圣至上，和不可分割；强调那伟大的立法者。持这种信念的人对于“为万世开太平”的精英自诩，对于绝对真理的地理位置都毫不怀疑把自己当作精神界最优秀的特种部队和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所以时下多以为卢梭是大革命和乌托邦的思想源头，是暴力运动走向极权的渊薮。而洛克、霍布斯眼里的社会契约，却反复强调个人神圣的缔约者地位，更多地将社会契约的政治理论假设看作普通的私人契约，去掉了道德家的激情，用一种商人般的眼光，指出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和界限，指出那些在政治契约里个人没有让渡、也决不让渡的“自留地”，才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根基。并由此甚而发展出公民的不服从和对立法的“合法性”进行监督的违宪审查制度。所以国家至上的理念在英美从来没有多少的市场占有率，所以当肯尼迪对一群叛逆青年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麽，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麽”时，听上去居然令人耳目一新，感动了一大片新新人类。

但欧陆也有一些另类，奥地利的哈耶克就不消提了，在那“粉红色的三十年代”比最保守的英国人还英国人，干脆就迁居英伦，入了英国籍，在八十年代初成为铁娘子的精神导师，将英国扳回大规模私有化的金光大道。更远的有法国的孟德斯鸠男爵，他不仅提出了最终在英美大放光彩的三权分立论，而且一反欧陆的国家主义，说出这样的带着牛津语气的名言：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的国家。

从法律上看，英美重判例，“法从例出”，显示出鲜明的经验论立场。用休谟的话讲：明天太阳一定会升起吗？对不起，我不知道！欧陆则反之。英美重程序，甚至认为权利只能存在于明确的和正当的程序之中，程序之外没有真正可靠的权利可言。欧陆则不大以为然。英美重个人的自由和选择，采用以当事人为主角的对抗制诉讼；欧陆则重威权，多用以法官为导演的纠问式诉讼。前者表明法官的角色只是程序意义上的，并不对实体的对错负责。等于承认人类的理性有限，除了上帝没有谁可以充当实体和绝对意义上的裁决者。因而把司法的公正性建立在游戏规则的正当和透明之上，把法官从福尔摩斯降为球场上的裁判，而把关于绝对意义上的所有问题交给双方当事人自己去扛，由他们的努力去导出最后的结果。因此英国有一句名谚，“民主的最好训练所是中学的足球场”。因为在那里，能够从小学会对程序（游戏规则）和对结果的尊重。后者则刚刚相反，把法官直接推到上帝代理人的位置上，面向实体、面向真理，背负崇高然而不堪重荷的使命。或者说在上帝被罚下场之后，坚信理性就是人类新的主宰。在欧陆传统的司法理念中，其实也弥漫着一种自大的乌托邦情结，而乌托邦的可怕就在于自认为真理在握，那种哲学上“致命的自负”（哈耶克）最终导致了杀人不眨眼时无比的坚毅。

在英美看来，公正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而在更重实体的欧陆司法理念中，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讲，叫做“公道自在人心”。好像禅宗的摒弃文字，直指心性，的确是得道的方便法门。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哪里管凡夫俗子看不看得见。

在当代，莱茵模式被称为“社会资本主义”，盎族模式则为“自由资本主义”。前者在重实体的倾向下，不仅认为平等是指平等的权利，而且更指平等的东西。因而多少有着些社会主义的润滑剂，显得更为详和，个人有更大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基尼系数也较低。而美国则至今尚未确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并不断有人对这种有害于自发秩序的、对私有财产权和个人机会进行限制的政府行为进行非议，更将政府的职能和权力因此而来的扩张视为洪水猛兽，视为对民主和自由企业制度最大的威胁。在文化上，莱茵国家市场化程度较小，政府都秉承封建贵族扶持文化的传统，宗教、艺术、教育、医疗、传媒都保持了很高的公益性。在政治上更是左翼势力强大，社会民主党传统深厚、根深叶茂。而美国的市场化程度更高，一般反对政府的介入，比如各种补贴和限制。政治上更是极尽怀疑之能事，坚持“政府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恶”，坚持政教分离和权力的制衡。用阿尔贝尔的话来说，美国模式的核心就是“竞争的最大化和国家的最小化”。所以克林顿的政治三级片搞那麽大的排场，不单是中国人，欧洲人也一样觉得是小题大做。而在戈尔和小布什的驴象之争中，居然要靠打官司来定总统，全世界都当作是个笑话。其实这种事要搁在其他某个国家，说不一定会出什麽状况。还是一位美国佬说得好，他在一觉醒来发现新总统竟然没选不出来，对记者说：“谢天谢地，我们这里没有人上街暴动！”

看起来欧陆好像更有人情味。中国自清末以来，一直以莱茵模式为西方化的样板。清的预备立宪、民国的六法全书都是德日的翻版。五·四时也是普遍觉得唯法兰西与中国气质相近，学起来比较方便，而英美就与中华文明相去太远，简直人兽两途。后来共产主义也是师法欧陆（虽然批判资本主义最厉害的著作都写于大英图书馆），可以说，那条曾经孕育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莱茵河，差不多是我们在精神上的第二条母亲河了。至今，中国的法律制度依然充满浓厚的莱茵气息，翻开任何一本法律汇编，从头到尾都是罗马人传下的术语、概念。

阿尔贝尔也认为莱茵模式更优越。欧洲有不差于英美的一流企业和文化，更加融合了两种意识形态的优点，理应是“道法中庸”的最不坏的制度（丘吉尔）。但偏偏二战之后，盎族模式气势如虹，九十年代更加风靡全球。阿尔贝尔说原因在于美国文化的刺激性。一个更少安全感、更多风险但也就机会多多、自由多多的空间；一个全面市场化、撩拨了人的全部欲念和激情的机制，比起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模式当然更令人心动。后者是贵族化的，而前者才是平民的狂欢节。其实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便指出了美国文化的这种平民性，认为它将改变传统的西方（欧洲）文明。阿尔贝尔还颇为清高的说，美式资本主义好像套路陈旧的好莱坞西部片，莱茵模式则是叫好不叫座的艺术片。随着他的思路讲，倒可以说盎族模式像性感明星莎朗·斯通，莱茵模式就是梅里尔·斯特里普。后者才是真正的演技大家，但我们若是闲来无事，还是忍不住想再看一遍《本能》。

事实如此。中国大陆自八零年代起，亲美和反美的趋向像一幅此起彼伏的K线图。以法制为例，我们现在差不多用“产权”的概念取代了静态中的“所有权”，诉讼制度也众望所归地向着“对抗制”大踏步前进（老百姓早就在香港和美国片里操练了几百遍），近年来的合同法、证券法、房地产管理法、信托法、基金法等也无不是“新娘向后转”，直蹦英美法系而去。包括什麽基金管理公司、风险投资、二板市场、CEO、MBO，美国给我们贡献了绝大多数的制度创新。与此同时，我们的小孩也完成了从“我爱叉烧包”向“我爱麦当劳”，从“我要当科学家”向“我要读哈佛”的成功转型。

在中国的立场，尽管欧陆的国家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更对肉食者的胃口，但我们实在无法更加推崇莱茵模式。因为百年来我们看多了重政府轻个人、重国家轻社会的恶果，看多了中央集权体制对民间力量的褫夺和个人的永不被发现（梁漱溟）。也看到了暴力革命和历史决定论僭妄的一面，看到了政党国家和君师合一的治下，个人的空间是如何被牺牲、被抛弃、并渐渐枯萎。盎族模式今日的功成名就，并不单单在于事功的一面，更在于其对个人权利的高度张扬，和对政府这只怪兽“利维坦”（霍布斯）的十分警觉。一个专制社会在其稳定期恰恰是充满安全感的，而自由却意味着风险、漂泊、和可能的一无所有。但当我们站在全球化的路口，刚刚从一座巨大无比的劳改营（卡夫卡）出来，我们实在太需要一个可以自私、可以自决、可以在游戏规则下追逐梦想的社会了。莱茵模式的某一部分，曾经是我们的一场恶梦，现在的分歧是：盎族模式是否将会是我们无力承受的另一场恶梦？

如果一个人在今天还看不到未来中国的方向，其实也没有任何人已经看到。或许我们的使命就是在历经百年磨难之后，去寻找一条隐约在荒草间的远大前程（如阿尔贝尔先生在中译本序言中所期待的一场寻宝游戏）。这个世界已经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天下，无论你喜不喜欢，无论现代还是后现代，吹皱一池春水，都是人家的胜利。而我们的咸与维新，究竟什麽时候才走得出中体西用的、一场漫无尽头的洋务运动？

2.奥朗德正式就任法国总统。

3.英首相会晤达赖喇嘛招致中国谴责。

4.山东首富自办电厂供电 电价比国家电网低1/3。

5.云南巧家公安局长：用前程担保赵登用是嫌疑人。

6.北大限定名额排查“网瘾学生”。

7.外交部：中国派特工暗杀达赖报道不值一驳。

8.学习时报：中国实行官员财产申报至少还需10年

2.英国将部署“声波枪”用于奥运安保。

3.中方：强烈不满日方允许“世维会”在日开会。

4.美国雅虎CEO汤普森因学历造假辞职。

5.武汉建行爆炸案主犯一审获死刑。

6.云南普洱限制年轻妇女办护照。

7.重庆保安集团计划上市 公安局出资成立。

8.云南巧家公布爆炸案嫌犯网聊记录。

2.中日韩三国今日正式签署投资协定。

3.印度公司退出南海争议油气区。

4.农业部称黄岩岛进入休渔期 严限相关渔船出港。

5.湖南平江大桥垮塌初步估计8人落水5人失踪。

6.广东新一届省委常委亮相，汪洋当选书记。

7.吴英案重审不开庭或获死缓 业界称换律师破僵局。

8.陈光诚侄子涉嫌故意杀人罪正式被捕。

在《远眺宣礼塔》这本书中，已故的不为人知的埃及作家 Alifa Rifaat 这样开始讲述一个故事：一位妇女与丈夫行房时的反应相当冷淡，因为他只关注自己的愉悦。房事过程中，她发现墙角的蜘蛛网，想到该打扫卫生了，还想到他的丈夫为什么总是不愿意让过程持续得更长，以便她也能享受高潮，“好像是有意剥夺她的快乐”。这一天，他的丈夫又欲草草了事，突然祷告的时间到了，丈夫虽然欲罢不能，但也只好暂时离开。她清理身体之后，全身心投入祷告仪式，这个过程令她如此满足，以至于她都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次祷告了。她从阳台望向街道，呆呆地出神。然后，她拉回思绪，开始给丈夫准备午睡后的咖啡。当她拿着咖啡走进卧室时，发现丈夫已经死了。她于是让儿子去找一个医生。Rifaat 写道：“她回到起居室，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她很吃惊自己为什么这么平静。”

Rifaat 仅仅用了三页半的篇幅，就提到了三个重大问题——性、死亡、宗教。这简直像一个无坚不摧的推土机，碾碎了阻碍我们洞悉中东地区仇视女性问题的各类障碍。用不着美化，她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自由而憎恨我们，就像美国人在911之后不厌其烦地提到的观点。这位阿拉伯妇女从心底呐喊出，因为他们仇视我们，所以我们没有自由。

是的，毋庸讳言，他们憎恨我们。

有人或许会问，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提出这个话题？无论是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传统仇恨，以及民众对自由的要求，已经让这个地区走上了崛起的道路。难道在女性要求得到特殊对待之前，不应该先让所有人得到最基本的权利吗？性别和性又和阿拉伯春天有什么关系呢？我并不准备讨论隐藏在黑暗角落和卧室中的性，有一半人民被当作动物对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体制，必须与让这个地区看不到未来希望的暴君一起被消灭掉。我们的怒火不仅应该针对皇宫里的暴君，还要包括街道上和家里的暴君，我们的革命旅程尚未开始。

当然，全世界都存在女性的问题。美国还没能选出一位女性总统，很多“西方”国家都有物化女性的倾向（我就居住在其中一个国家）。当你要讨论阿拉伯社会憎恨女性的问题时，往往会冒出这些言论。

让我们先把美国人对女性的作为和不作为放在一边，随便给我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名字，我能列举出一长串恶行，没有人敢触及恶行背后那些罪恶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唯恐冒犯神明。当埃及90％以上的女性——包括我的母亲和她的6个姐妹——都以端庄的名义被割掉生殖器时，我们必须痛斥这种制度。当埃及女性必须要接受耻辱的“处女验证”而不敢反抗时，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当埃及刑法条例中规定，如果殴打妻子的丈夫有“良好的意图”，就可以免受惩罚时，竟然让我相信这个国家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去死吧！真主请告诉我，什么是“良好的意图”？在法律上，所有殴打都是“不严重的”、“为保全脸面的”。所有这些都说明，中东女性的地位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而是相当相当糟糕。即使在“革命”之后，国家所有方面都有向好的迹象，只有女性依然黑纱蒙面，被禁锢在家中，不能拥有自己的汽车，出门前必须得到男性的批准，不得到男性监护人的同意，就不能结婚和离婚。

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异报告”中，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排名进入前100名，这个地区已经成为全世界一块顽固的垫脚石。无论贫富，一律仇视女性。例如，国土相邻的沙特阿拉伯和也门，GDP 不可相提并论，但在报告中的排名只相差4个身位，阿拉伯第131位，也门在135个国家中位于最后一名。摩洛哥经常提到其“具有进步意义的”家庭法律（西方“专家”在2005年称其为“穆斯林国家融入现代化社会的实例”），它排名129位。据摩洛哥司法部提供的数据，2010年，有41098名女性在18岁之前结婚。

也门排名垫底的原因显而易见，那里55％的女性是文盲，79％的女性不参加劳动，310人组成的议会中只有一名女性。一个12岁的女孩曾经在分娩时死亡，类似这样的消息丝毫未能阻止这个国家童婚的趋势。支持童婚的声音盖过了反对者的声音，宗教势力宣称，反对国家恋童政策的人都是叛国者，因为他们声称穆罕默德在与第二个妻子阿以莎结婚时，她就是一个儿童。

但至少也门女性可以驾车。这样的权利当然不能让她们停止抱怨，但这象征着自由。这种象征在沙特阿拉伯最能引起共鸣，那里也有童婚现象，无论女性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如何，她们永远是边缘人群。大学校园中的沙特女性远远多于男性，却眼睁睁地看着少数男人如何控制她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

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一个被轮奸的女性竟然被判刑入狱，只因她坐上一辆与此事无关的男性驾驶的车，而且还需要国王的特赦。沙特阿拉伯，一个违反驾车禁令的女性被判10下鞭刑，也需要国王的特赦。还是在沙特阿拉伯，女人仍然不能投票，也不能参选，皇家承诺在2015年赋予女性象征性选举权的表态竟然被视为是一种“进步”。沙特阿拉伯的女性境遇如此悲惨，以至于一点点家长式的赞扬都会给她们带来莫大的惊喜，就好像身后站着一位威严的君主。阿卜杜拉国王被一些本应头脑清醒的人——比如《新闻周刊》——吹捧为“改革家”，还被列为2010年世界最受尊敬的11位领导人之一。想知道他的行为有多么恶劣吗？这位“改革家”回应遍布中东地区的革命的方式是，用慷慨的政府施舍来麻木他的人民，尤其是针对伊斯兰原教主义狂热分子。只有在他们身上，沙特皇族才能找到立足之地。阿卜杜拉已经87岁高龄，下一位统治者是刚刚度过中年的纳耶夫王子。他对女性的仇视和狂热行为，让阿卜杜拉国王看起来就像是苏珊·安东尼（译者注：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在19世纪为美国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恨我们？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处女膜，是进一步的原因所在。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极端主意分子总是针对女性，但事实的确如此，无论这些人来自哪个国家，信奉什么宗教。”（讽刺的是，克林顿所代表的政府，曾经公开支持那些仇视女性的国家。）这些政权对女性的控制，总是源于一种猜疑，即如果不加管束，女性会难以抑制自身贪得无厌的性欲。Yusuf al-Qaradawi 是半岛电视台最受欢迎的保守派节目主持人，在阿拉伯春天革命期间，他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坚信这场革命最终将推翻长期折磨、压制他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暴君。

我可以给你找来一大批声称女性会诱惑男人的变态，但我的主流意识，是和拥有大批听众的 Qaradawi 一致的。他说女性生殖器切割术（他所用的措辞是“割礼”，似乎是希望与男性的包皮切割手术相提并论）并非“强制性的”，但在一本书中，他披露了自己真实的想法：“在当前环境下，我个人支持这种做法。相对温和的观点认为，割礼可以降低女性对男人的诱惑。”所以，即使是“温和的”观点也会认为，女性的生殖器应当被切割，以便让她们的欲望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他就是这样认为的。Qaradawi 后来发布了一项指令，禁止女性割礼。可是当埃及在2008年禁止类似行为的时候，竟然有一些穆斯林兄弟会立法者反对这项法令。当然也有一些人支持，包括一位著名的女议员 Azza al-Garf。

可是，在街道上无法控制自己的难道不是男人吗？从摩洛哥到也门，性骚扰如此普遍，正因如此女人才戴上围巾。开罗地铁有女性专用车厢，保护我们免受咸猪手侵害。沙特有很多女性专用商场，禁止单身男人进入，除非有一个女性陪伴他。

我们总是听到，中东地区糟糕的经济形势让很多男人无法成家，甚至有些人以此来解释街上性骚扰呈上升趋势的现象。埃及妇女权益中心在200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80％的埃及妇女说曾经被骚扰，超过60％的男性承认骚扰过女人。可是我们从未听到过有关晚婚对女性的影响的报道，女人难道没有性欲吗？很明显，阿拉伯的陪审团完全搞不懂人类的生理基本知识。

让我们回到 Rifaat 精彩的故事中，宗教让人祈祷，让信奉者升华。就像一个政府指派的神职人员，用正义的承诺——当然还有适婚的处女——来抚慰国家的穷人，让他们不要总想着生活中这个独裁者的腐败和裙带关系现状。因此，男人不但憎恨女人，而且还宣称上帝与他们站在一起，女人只好沉默。

我痛恨沙特阿拉伯，不仅仅因为我15岁时在这个国家遭受的创伤让我投身女权运动——我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措辞了，还因为这个厚颜无耻崇拜一个厌恶女性的神祗的国家，竟然从未遭到过报应。或许是因为它得天独厚的两个优势吧——石油和伊斯兰教的两个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之后，从80年代到90年代，到现在，沙特电视台的牧师对女性和她们身上的洞很感兴趣，尤其是从洞里出来的东西。我永远无法忘记，电视上说，如果一个小男孩冲你小便，你可以穿着沾有尿液的衣服去祈祷。但是如果一个小女孩冲你小便，你必须要换一件衣服。我不明白，女孩的尿液到底怎么玷污你了？

女人的仇恨

沙特阿拉伯到底有多么憎恨女人？2002年麦加的一场大火导致15个女孩丧生，因为“道德警察”阻止她们逃离着火的建筑物，也不让救火员接近她们，原因是这些女孩没有戴头巾，也没有披上斗篷。之后一切风平浪静，没有任何人为此承担责任，受害者家属也没有抗议。这起恐怖事件唯一的后果是，当时的阿卜杜拉王子从沙拉菲狂热者手中收回了女孩的教育权。尽管如此，后者依然掌控这个国家大部分的教育体制——这已经不仅仅是沙特现象，我并非对这片与世隔绝的沙漠怀有仇富心理。对伊斯兰女性的仇恨已经遍布了整个地区。

在科威特，伊斯兰主义分子为女性的选举权问题争吵不休，他们揪住4名进入议会的女议员问题不放，说其中两个人没有戴上头巾。科威特议会在去年12月份解体之后，一名伊斯兰议员要求新的议院——其中一名女立法员也没有——讨论他建议的“得体着装”法律。

在突尼斯这个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最宽容的国家，去年秋天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赢取了国民代表大会大多数席位之后，女人长出了一口气。党领导人宣誓遵守突尼斯1956年的个人地位法案，其中包括“男女平等”和废除一夫多妻制。但一些女性大学教授和学生抱怨，在那以后出现了一些针对不戴头巾女性的攻击和恐吓。很多女权主义者怀疑，对伊斯兰法律的讨论将会怎样影响到他们在突尼斯后革命时代所生存的法律环境。

在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诺重新启用利比亚已故暴君的一夫多妻制禁令。你可不要以为卡扎菲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要知道在他统治的年代里，那些躲过性骚扰或者疑似犯有“道德罪行”的女人，都被丢入“社会康复中心”。这其实是一所监狱，直到有男人愿意与她们结婚，或者家人把她们领回。

还有埃及。穆巴拉克总统下台后不到一个月，取代他的军阀以“保护革命胜利果实”为借口，让我们想起女性所真正需要的革命是什么样的。在驱赶塔利尔广场的抗议者之后，军方逮捕了几十名男性和女性抗议者。我们知道，以前的暴君会压制、殴打、折磨他们。但是这些军官还要对女性抗议者进行“处女检查”——实质上的强奸——医生用手指插入阴道，探索处女膜。（医生曾被起诉，但在3月份被判无罪释放。）

在这个像7世纪一样，完全由男人主导的埃及新国会中，女人还有什么希望呢？国会席位中的四分之一有沙拉菲掌控，这些人认为只要模仿穆罕默德的做法就能让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女性完全被冷落，即使她们的声音那么具有诱惑力，所以她们静静地坐在埃及议会中，从头上到脚下裹在黑袍里，一言不发。

埃及的革命还在进行当中，女人同男人一起，为了让这个国家摆脱最高级别的家长——穆巴拉克而牺牲、被殴打、被枪击、被性侵犯，但我们还在遭受其它低级别男性的欺压。占据了新议会超过一半席位的穆斯林兄弟会认为，女人（或者基督教徒）不会成为总统。一些参与兄弟会政党“女性委员会”竞选的女人说，女人不应当外出游行或者抗议，因为让她们的丈夫或者兄弟来代表她们会更“严肃”。

对女性的仇恨深植于埃及社会中。那些走上街头游行和抗议的女人，不得不冒险走进性侵犯的雷区，侵犯者包括政权和它的奴才，甚至有时候还有革命同志。去年11月的一天，我在塔利尔广州附近的穆罕默德街道，遭到至少四名警察的侵犯。在此之前，就在广场上，有男人摸索我的身体。我们都在迫切期望推翻这个政权，当遭受到志同道合的同志侵犯时，我们立即会认为他们是政府的走狗或者流氓，因为我们不想玷污这场革命。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要停止伪装，大声疾呼我们的仇恨，拒绝文化相对主义。必须认识到，即使在一个发生革命和起义的国家中，女人依然是最廉价的讨价还价的条件。身处外界的你被告知，之所以这样对待女人是“文化”和“宗教”的原因。请了解，说这种话的绝不是女人。阿拉伯春天的导火索或许算是一个男人——突尼斯自焚的小贩布阿齐齐，但将会在女人手中结束。

16岁的摩洛哥女孩 Amina Filali 被强迫结婚并殴打之后，喝下了毒药，她就是我们的布阿齐齐。第一个公开反抗“处女检测”的埃及女人 Salwa el-Husseini、第一个登上法庭原告席的 Samira Ibrahim，以及站在她身边作证的 Rasha Abdel Rahman，她们都是布阿齐齐。我们不能等到她们付出生命的代价。Manal al-Sharif 因为违反了女性驾车的禁令而被关押9天，她是沙特阿拉伯的布阿齐齐，她以只身之力对抗仇恨女性的惊涛骇浪。

我们的政治解放运动永远不会成功，除非思想同步得到解放——在我们的头脑和卧室中推翻穆巴拉克的社会、性和文化革命。

3月8日，当我和 Ibrahim 步行几个小时前往国际妇女节大会时，她问我：“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强迫我们做处女检测吗？是因为他们想让我们闭嘴，想把我们赶回家中。但是我们哪里也不去。”

我们不仅仅是头巾和处女膜，请听听我们战斗的声音，让这一地区的愤怒之声越来越响亮，直刺男人仇恨的目光。曾经，伊斯兰主义者有埃及和突尼斯最脆弱的政治地位，现在变成了女人，历史永远如此。

2.受黄岩岛事件影响 4月宁波口岸对菲贸易降两成.

3.奥朗德对法中关系“很上心” 盼见中国领导人。

4.彭博社：投资者未因薄熙来案动摇对中国信心。

5.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6.汶川否认县长张通荣贪污地震捐款。

7.高中违规补课引学生烧书起哄被摘牌。

8.消息称铁路改革重归建设和经营分开。

2.菲律宾就黄岩岛问题发生小规模示威。

3.奥巴马宣布支持同性婚姻。

4.52岁哥伦比亚一校工蹭课19年获学士学位。

5.甘肃雹洪灾害37人死亡19人失踪。

6.国防部否认广州军区和南海舰队进入战备状态。

7.女教师车祸瞬间推开学生 自己被轧双腿截肢。

8.合肥少女毁容案一审判决被指量刑过轻。

2.菲律宾举行大规模反华游行 中国要求保护在菲公民安全。

3.大连2家大型国企董事长被免职。

4.外籍男子街头猥亵女孩被拘。

5.云南女子引爆身上炸弹 酿4死15伤。

6.国家旅游局：应暂缓到菲律宾旅游。

7.统计局：4月份CPI同比上涨3.4%。

8.甘肃岷县雹洪灾害已致19人死45人失踪。

原文来自 BUSINESSDEGREE ，中文版由 知了 译制。

走在这宽广而污浊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肮脏之物。在当下中国，腐败不仅是不言而喻的制度，它甚至成了法律和信仰。它无所不在，你不去找它，它就会来找你；你躲到天边，它就会追到天边。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都能看见这只肮脏的手：记者写稿要收车马费，教授参加论文答辩要收指导费，医生做手术要收红包，连爱心捐款、寺庙的香火钱都有人贪污。几乎没有人可以清白脱身，再正直的人也必须学会邪恶地生存。有位检察官朋友曾这样描述他的困境：领导在里面抱个小姐，我抱不抱？不抱，还想不想混了？

1997年秋天，我所在的公司发生了一起携款潜逃案，我和我的上司陪两位警察去江西景德镇调查，按照中国惯例，他们的一切花销都由我的公司承担。一天晚饭后，一位警察提议去夜总会消遣一会儿，这是文雅的说法，实质就是嫖娼。我的上司答应得不够爽快，那位警察大为愤怒，他喃喃不绝地咒骂了几十分钟，在酒店的床上跳来跳去，大声指责我的上司“不够意思”，他说：“我为难你了吗？我跟你要钱了吗？看你那小气样儿！”我和我的上司无言以对，但在心里，我们能够理解这位警察的委屈，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也能够理解，那就是中国警民合作的规则：如果警察肯帮我做事，我就有责任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尽量让他开心。“收额外的钱，做该做的事”已经不能叫作腐败，而是理所应当。那位伤心的警察连钱都没要，只不过想去夜总会“消遣一会儿”，按情理说，已是过份的清廉。

如果腐败不可避免，人们就会强迫自己去习惯它、适应它，甚至为它辩护。20年前，当我听说有官员贪污几千万，就会感觉极度震惊，心里想：怎么可以这样？10年前，听说有人贪污几亿，我依然震惊：怎么可以这样？但现在，即使面对更庞大的数字、更离奇的情节，我都不会感到一丝一毫的惊讶。从震惊到习惯到麻木，这就是大多数中国人对腐败的态度。人们只痛恨过度的腐败，却把适度的腐败视为天经地义之事，如果有哪个官员很少收钱，甚至不收钱，那就会被当成是“青天大老爷”。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中国人对腐败的容忍程度：2010年，广西有位烟草专卖局长因收受钱物近80万元被捕，事发之后，中国年轻的意见领袖韩寒在网上发起调查，有近21万人参与投票，其中超过96%的人认为这位局长“是个好干部，应该继续留任”。

2001年，我在广州的一家公司任职，新年前的某一天，有两位工商局的官员上门拜访，一是感谢我们一年来的支持，二是征询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我的老板是一位聪明人，知道其中规则，吩咐我准备了两个信封，一个2000元，送给那位科长；另一个1000元，送给科长的随从。我们陪两位官员喝了茶，谈了些工作上的事，相见甚欢。把他们送走之后，我的老板告诉我，这样的事她已经做过很多次，在她看来，这3000元不能算行贿，只能算“一点心意”，用个中国式的术语，那叫“正常的人际交往”。

2003年，我开始申请我人生的第一本护照，按照程序，我先要向居委会申请一份证明，证明我既不是法轮功学员，也没有参加1989年的学生运动，否则就没有资格申请护照。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午后，我在一间低矮简陋的办公室前等了两个小时，终于见到了那位公务繁忙的居委会主任，他姓黄，大概是中国级别最低的官员，可依然像大多数中国官员一样严肃且难以接近。他问我：你怎么证明自己没练过法轮功？怎么证明自己没参加过学潮？我跟他解释：1989年我只有14岁，根本不可能参加学运，我也从来没接触过法轮功，而且，一个人很难证明自己没做过什么，只能由别人来证明他做过什么。黄主任不为所动，坚持要我先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不能证明，那我就是个可疑分子，不配拥有护照。还有一个理由是，万一我出国后做了什么不利于国家的事，他要跟着负责任，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帮我出具证明。谈到最后，我屈服了，按照中国规则给他买了一条中华烟，大约值400多元。黄主任收下这条烟，开始不那么坚持他的原则了，用5分钟的时间写完了证明，并且郑重其事地盖上了代表权威与责任的大印。我对他说谢谢，他回答：不客气，应该的。但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应该”到底指什么，应该为我开证明，还是应该收我的贿赂？

这些都是久远而且微小的往事，不足以代表中国的腐败现状。从那之后，我听过、见过许多更肮脏、更恐怖的事：一个村长可以贪污几亿，一位省长可以贪污几十亿，一个女人仅凭出卖肉体就可以当上高官，一个律师会向法官献上未开苞的处女……但正如前文所讲，我不会再感觉震惊，这是肮脏的河流，如果在其中生活太久，就会把肮脏当成生活本身。

在我很天真的时候，曾以为中国的高层是真心反腐，只是他们的下属执行不力。后来，当我看到贪官的家产越来越惊人，看到各级官员都反对申报财产，看到媒体报道贪腐案件时的种种限制，我终于明白，这个国家没有人真心反腐。这个政权需要腐败，甚至鼓励腐败，腐败就是它天然的润滑剂，一日无腐败，则一日不得运转。它相信“水至清则无鱼”的古老格言，却不明白，有一种水本是喝的，不可以拿来养鱼。

2009年夏天，重庆市公安局通过朋友向我发出邀请，说我对中国司法腐败的描写“淋漓尽致”，希望我能去重庆再写一本，我揣测其用意，大概是想宣传他们“打黑”的重要意义，反腐败的坚定决心。但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已经明白：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做保障，腐败将不可避免，“反腐败”的口号叫得再响，也只不过是戏台上的表演。

权力的腐败曾是全人类的难题，但在今天，大多数国家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当我们研究中国的腐败原因，需要诚实回答两个问题：中国的权力在哪里？在北京。谁来监督？北京来监督。这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2.俄罗斯载44人客机在印尼失踪 或遭劫机。

3.菲律宾外长：美国保证将保护菲在南海免遭攻击。

4.昆明8人连环失踪案：1名大学生遇害。

5.汽柴油每升分别降价0.24元和0.26元。

6.扬州泰州机场建成正式通航 江泽民同志题名。

7.汪洋：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恩赐的错误认识。

8.男子逼少女卖淫被少女家属杀死焚尸。

原图来自：USAID，中文版由 知了 译制。

2.菲律宾拟清除黄岩岛上与中国有关标识。

3.梅德韦杰夫获任俄总理。

4.半岛电视台关闭中国办事处。

5.最高法：公民可直接起诉垄断企业。

6.卫生部：中国医疗总费用低 医生收入很低。

7.江苏警方解救20名卖肾青年。

8.江苏扬州奖励个人买房 最高奖购房款6‰。

2.普京宣誓就任俄总统 承诺加强民主。

3.无核国家敦促核国家加快去核化进程。

4.菲律宾拟清除黄岩岛上与中国有关标识。

5.中国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 产前可以休假15天。

6.武汉海选“布衣参事” 提高政府民主决策水平。

7.中学组织高考生集体打吊瓶疑为牟利。

8.美国称陈光诚已获美国一所大学奖学金。

巨无霸汉堡包是技术上的一次胜利。

数千年来，家家户户千辛万苦就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除了睡觉之外，他们将时间都花在种植和收割农作物上，种植和收获的全部所得都用在购置食物上。回顾前工业时代的后期，毫无技能的农民在农田上日晒雨淋几个小时，目的就是为了赚取仅仅够养家糊口的微薄工资。正如Gregory Clark在《向施舍说再见》（Farewell to Alms）一书中所描述的情景，一直追溯到18世纪初，那时候英国人每餐的食物几乎全是单调的面包和麦酒，而且是经过数小时劳动后有机会享用，现代国际银行家们应该对此感到羞耻无比。由于当时人均食物供应量相当短缺，直到1863年，英国农民也只能达到赖以生存的人均消费水平。

今天，食物供给简便快捷。巨无霸汉堡包只需任何一个人的少许劳动就可以换取。它们是自动生产线制造出来的产品，与人工制造别无两样。甚至侍应，据称是美国最低工资的主要职业，工作一小时的工资收入就可以购买两个以上、热量达1000卡路里的巨无霸汉堡包。

麦当劳是一家餐厅，但它的功能更象一家工厂。它的工作依赖于技术创新理念，例如真空包装、额外防腐、深度冷藏、精选人工香料和高速微波炉。工人快速装配组件以供应可靠和可复制的产品。“麦多劳只会将生产速度达到公司要求的产品列在菜单上。”麦多劳CEO 詹姆斯·斯金纳在2010年说过这样的话，听起来与一个世纪前享利·福特所说内容没什么两样。

巨无霸汉堡包不仅是一个技术奇迹，还可以变成一个经济工具。《经济学人》杂志每年计算出巨无霸汉堡包指数，借此（大胆）推测出何种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被高估了。结果总是令人眼前一亮。今年，瑞典和巴西的币值被认为过分高估。欧元的贬值抬升了法郎币值，货币升值削弱了巴西的出口增长。由此可见，巨无霸汉堡包不仅仅是“头大无脑”的普通食物而已，它还是全球经济活动状况的指示器。 如今，在上周发布的研究报告里，普林斯顿的厄尔莱伊·C·阿申费尔特通过巨无霸汉堡包做了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事情。他利用这个众所周知、遍布世界各地的三文治解答我们的经济学难题：穷国为什么会富起来？

巨无霸经济

世界各国差异太大，往往找不到一种简易的方法加以比较。但它们当中至少118个国家拥有相似的一样东西。它们都有麦当劳。

在世界各地的麦当劳，工人做类同的工作，运送存放于类似冰柜的原料，按照类似的全球规程准备食物。对经济学家来说至关重要，因为麦当劳提供了全球可比的工资和价格。

阿申费尔特使用了一个聪明的方法测量全球的工资增长情况，或者叫购买力平价。通过记录不同时间的工资和巨无霸汉堡包价格，他计算出美国、西欧和发展中国家的一小时工资可以购买多少个巨无霸汉堡包，并进行比较。通过跟踪时薪可买汉堡数，我们可以得出哪个国家真正富有，哪个国家在变富有，哪个国家还不富有。

调查数据显示，巨无霸汉堡包和麦当劳工资可以解释国际经济中三个最重要的问题：（1）西方国家的崛起；（2）西方之外国家的崛起；（3）经济大萧条。

1、西方国家的崛起（2000年之前）。

某些国家变得富有，是因为它们某些特定行业的技术领先，可以参与国际交换赚取金钱。那么为什么美国或西欧的麦当劳工人可以赚取十倍于印度、中国或者拉丁美洲的工资？当然不是因为中国和智利的工人烘培汉堡技不如人。事实上是麦当劳厨房之外的所有经济环境因素造成。

穷国与富国的差异已经困惑经济学家几十年。但有一个精辟的解释，就是众所周知的巴拉萨-萨缪尔森（Balassa-Samuelson）假说，它将这个问题归因于参与国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行业工人生产力。如果某个国家擅长于生产，比如说汽车，它就可以将汽车销往国外，变得富有。当收入和投资源源不断地涌入国内，国内的收入和物价就随之上升。人们就有更多的金钱购买更多的汉堡包。汉堡包价格随之上升，供应汉堡包的工人工资水涨船高。

阿申费尔特在他的数据当中为这个精辟解释找到了证据，就是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和西欧在内的发达国家，它们的麦当劳工人的工资几乎相等——他们都能用一小时的工作换取2-3个巨无霸汉堡包。但在中东部分国家、拉丁美洲和印度，他们每小时的工作几乎无法买到1/3个巨无霸汉堡包。这就是贫富之差可高达10倍的原因所在。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好戏还在后头…

（译者注：表中麦当劳工资为时薪，工资比率=各国时薪/美国时薪。）
2、西方之外国家的崛起（2000年-2007年）。

最近几十年来，包括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在内的实际收入增长趋平。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和其它中产阶级的职位迁往海外，促进其它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

同样，麦当劳可以说明一切。

阿申费尔特写道，2000年-2007年之间，工资增长只限于包括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下面的图表显示了最近十年按巨无霸汉堡包数量计价的每小时工资增长率。图中发达国家购买力增长率趋平，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快速增长相比之下更为明显，其中俄罗斯开始长达10年的经济衰退，经过2007年的高油价后其增长率再大幅上升。结论：发达国家GDP增长率不再领先。发达国家财富在缩水。中产阶级家庭每小时工资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

（译者注：2000年-2007年）
3、经济大萧条（2007年-2011年）。

低收入国家经过一轮明显的经济增长后，金融危机对财富分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再次，麦当劳解释了这个现象。在下图，我们见到各国在2007年-2011年以巨无霸汉堡包数量计价的每小时工资。这次，我们见到零星几个处于增长的国家和多数负增长的国家，近年大宗商品疯狂上涨导致财富分化，通胀令汉堡包价格上升，更让拥有大宗商品资源的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的工资急速上升。

如果你只研究中产阶级的财富状况，你会发现世界各地的历史相差无己。阿申费尔特在《巨无霸汉堡包、麦当劳工资和各国财富》报告结论当中写道，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世界各地的工资水平相近，略高于糊口程度。后来，发生了工业革命。部分国家出现工资狂升，部分国家则毫无变化，甚至下降。

巨无霸汉堡包无法将人类从马尔萨斯陷阱中解救出来。麦当劳也不会独自声称前工业时代的终结。但快餐三文治确实代表了行业效率的微观层面，它们的价格为研究世界工资水平和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贵的参考。经济学家研究了千年来的工资情况，并未见到任何增长。他们研究了世界各地的工资，由于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无法进行对比，失败告终。但今天，麦当劳和巨无霸汉堡包成了我们财富的象征，财富比较的工具，可以在不同时间一一对比。双层汉堡、500卡路里的三文治让我们以另类的角度认识世界经济。

2.埃及反政府抗议 军方拘留170人。

3.法国大选今第二轮投票 将决定总统人选。

4.朝鲜干扰 GPS 致韩国航班大乱。

5.湖北高考班集体打吊瓶复习。

6.外籍男子阻小偷行窃遭殴 民众不施援手。

7.重庆涪陵区原公安局长被查 涉徇私枉法。

8.中国向美国承诺将逐步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

好的看守所都是相似的，不好的看守所各有各的不好。有的看守所安插大量闲杂人员，会见手续繁琐重复，凡事以低效为宗旨；有的看守所一览无遗、草率马虎，手续简单得连律师都不好意思。有的看守所，人关了一段时间，出来后说话头头是道，妙语连珠，几乎可以当律师；而有的看守所，人出来时呆呆傻傻，好比从外星上回来的一样。

那些有趣的细节第一次走进看守所，是1998年在云南玉溪，办理一件辩护人伪证案。当事人曾是当地有名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大学毕业，先后干过警察、公诉人和法官，后来又辞职做了律师，再后来成为被告，法庭上一圈位置他都坐过了。

最诡异的一次经历，是约十年前在云南香格里拉遇到的。几个藏族青年打死了一个小偷，我拿着证件走到几个正烤火的人面前，跟他们说我是律师，想会见我的当事人。先是火堆边站起一个人，来帮我办手续，然后对着一起烤火的其中一个人喊了一声：那就是我的当事人了。

错愕中，我被当事人带到一间四面透风的土屋里，这就算会见室了。问了他几个问题，他无法回答，站起来对着院子用藏语大喊了一声。一会儿过来一人，当事人叫我问他。那人是他的哥哥，本案的主犯，后来被执行了死刑。

几年前，到新疆办一个诈骗案，看守所在乌鲁木齐到八钢（编者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简称）的路上，有一道大红门。想是因为人少的缘故，接待非常热情，一笔一划地认真登记，光是办手续就花了一刻钟，其中至少有十分钟是用在填写我们的证件上。我不由得感叹，在这里上班，不失为一个练习硬笔书法的好去处。

江西万载看守所，在县城背后的一个高坡上。跟其他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看守所一样，那里有着相似的随意：下午很晚才上班，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先问问要见谁，犯了什么事，关多久了，你说会判多少年等等，七七八八，家长里短。然后才慢吞吞地给你办手续，还要等上很长时间，才提出人来。

有一年去浙江舟山的定海看守所，一个普通诈骗案，非要有两名律师才能会见。经过一番交涉，看守所的人说，你去隔壁的律师事务所租一个律师。结果我只花了一百块钱就搞定了这个让人头大的问题。去年在温州乐清看守所，还有这样的情况，不过租金已经涨到300块。

下面说说上海的几家看守所。

静安看守所是目前上海唯一一间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的看守所，周围环绕着好几家星级酒店和高档写字楼。当然，困在那里的人是体会不到这份繁华的，因为所有的窗户都像浴室的门窗一样，只能往下看，不能往上看。基本上，他们聊得最多的不是自己呆的这个寸土寸金的地盘，而是诸如法院里谁谁是一把刀这样的话题。

普陀区看守所，几年前由市区搬到郊外。地方是扩大了，却很不科学。进了由保安把守的大门后，还要依次通过三道呯呯作响的铁门才提得到人。匪夷所思的是，提到人后又要依次出了那三道门，再穿过长宽都是两百米的院子，才到会见室。简单点的案子，可能还没走到会见室就可以还押了。

浦东看守所的女监在顶楼。想来是因为女监的缘故，看守也温和些。虽然是新建，却一共只有两个房间，分别用来提审和会见。这就意味着，律师必须第一个到，否则必须经过漫长的等待。等轮到你了，才发现空间小得离谱，两个人会见几乎不能转身。

很多看守所里都贴有各种标语，有喷绘的，有装裱的，有花边的，也有简单的白纸黑字的。内容无非劝人向善，教人悔改，传习法律，辅之有恐吓威胁的功效。最有趣的要数宝山看守所，圆形的提审通道上，密布着各种格言警句。但是这些话，被羁押者几乎没有机会看到，像是专门写给视察者和管教们看的。

那些温暖的瞬间杨浦看守所，原来在上海市区的长阳路上，是非常破旧的一幢楼。每次人一进入大铁门，一股炖萝卜汤的味道就扑鼻而来，闻起来像是肉汤，其实就是在一大锅萝卜里扔了几块骨头。细想起来，很多看守所都有类似味道，尤其是那些环境逼仄的看守所，这是为什么呢？

看守所共有五层，每层一个监区。每个监区的楼梯口有一道铁门，门后挂一块布帘子，撩起帘子，将会见手续递给管教，过一会人就会给提出来，戴上手铐后交给你。帘子撩起的瞬间，可以瞥见监室里拥挤的人员，胆大的甚至会跟你打声招呼。女监在二楼，跟男监不同的是，它的帘子是粉红色的，这一细节一度令我心生感动。

现在，杨浦看守所搬到中原路去了。过去在老城区，房屋与房屋之间挨得很近。我办的一个毒品案的当事人关在那里时，他妻子会带着女儿到隔壁一幢居民楼的楼道中，大声喊爸爸的名字。监室里的人听到了，就将她爸爸扛起来，凑到狭小的窗口边，喊几声，望几眼。

在外地开庭，遇到半天没有开完的案子，经常会出现法庭不负责被告人伙食的情况。这时候家属们就开始各显神通了：递水递饼干，或者直接送盒饭。自然，那饭盒总是被压了又压，鱼啊肉的，抖开来几乎是散了一盆。

有一年在云南楚雄中院开庭，看守所派了一名管教押着当事人来出庭。上午庭审结束，法官跟管教说：你把他带回去吃了饭下午再来。管教不客气地反问法官：都几点了，哪里还吃得上饭？结果，破天荒地，管教、被告人、家属和律师一道欢聚在饭店里，点了一大桌菜，其乐融融。这事距今天，不止十年了。

2006年，我在上海市看守所见一位女当事人。她在美国留学时把老公杀了，回国时在浦东机场被边检发现。7月10日要开庭，我9日去看她。谈完案子，她说张律师你今天能不能不要熬夜？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希望明天开庭时律师有一个好的状态。我答应了她，结果那届世界杯的决赛，我愣是没有看成。

某次在一个研讨会上，一位教授给我看了一份材料，那是他们就《刑法》的第八份修正案去征求看守所里的被羁押人意见的汇总。先不说这些意见的成色和价值，光是向在押人员征求意见这个举动本身就让我感慨不已，不由得佩服起这位挂职检察长的学者来。那是黄浦区看守所。

云南昭通和四川交界的金沙江边，有一家绥江县看守所。2001年，我在那里办理过一个杀人案，当事人只有16岁。二审发回重审后我又去见他，发现比以前瘦了，而且面色苍白。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刚刚关完禁闭。原来他在天台上劳动时，看到冤枉他坐牢的承办警察，于是将一盆污水泼了下去。

绥江县城建在山坡上，坡底挨近金沙江的地方是看守所，往坡上走依次是公安局和检察院，法院在靠近山顶的地方，俗称“最高法院”。由于案发地在法院附近的山顶，而小伙子的家在山脚江边的看守所附近，按照时间推算完全不可能有作案的时间。最终，法院在没有查明真凶的情况下宣告这个小伙子无罪。

南方没暖气，冬天阴湿，很不舒服。曾是上海家喻户晓的一个美国人，因为贩卖盗版碟被羁押在上海市看守所。我们见他时，他提出要八床被子，两床用来垫，两床用来盖。问他另外四床呢？他回说，给同监室新交的朋友。

正是这位美国人，在看守所里固执而真诚地维护着自己的权益：他睡觉时不愿意挨着别人，抗议监室过于拥挤；不给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剃须理发，抗议不人道；只能在公共浴室淋浴，抗议隐私被侵犯……用管教的话说，整一个事儿婆。

开庭时，由于他中文不是太好，法庭给他配备了翻译，他又嫌翻译没有译对他的话。庭审开始不久，因为法庭里开着空调供暖，他要求脱衣服，审判长同意了。他先脱去羽绒服，然后脱下毛衣，脱下线衣，一会儿开衫一会儿套衫。最后他用了五分钟脱掉八件衣服。

一次在昆明五华区看守所，会见一个卷入伤害案的小伙子。会见时我说：“没事的时候，胆子不要大；出了事，胆子不要小。”这本是我经常说的口头禅，基本上就是句废话。没想到这小家伙记在了心里，出来后发奋图强，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现在在昆明，律师业务做得风生水起。

那些苦涩的记忆2002年年初，我到上海执业时，浦东新区看守所的会见室还相当人性化：就是一椭圆形的桌子，律师坐这边，当事人坐那边，彼此之间的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倒是提审室被钢栅和铁锁隔开，要想在审讯时刑讯，几乎没有可能。但这一切，在随后几年里，都反过来了。

原来上海的国家安全局看守所，律师会见室里不单铺有地毯，桌子也是三角形的，有圆润的弧边。会见时当事人一角，律师一角，陪同的警员一角，大概就是《无间道》里刘德华替黑社会通风报信的那种房间。当然，这些配置，现在都已成为往事。

依照20年前修订的《看守所条例》，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以安排适当劳动。这样一来，实践中就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完全没有劳动，每天吃饭、睡觉、学习、放风，闲得蛋疼；要么就是强制或半强制的劳动，既有定额又有任务，有赏有罚。

以前在昆明的某个看守所，见过安排在押人员拣辣子，大的归大小的归小。云南的辣椒很厉害的，不一会儿就鼻涕眼泪一起流，严重的甚至引发皮肤红肿等过敏反应。当然，在多数情况下，我看到的是在押人员剥瓜子敲核桃、裱纸箱糊火柴等低水平重复劳动。在上海某看守所，女监的人还折过花圈用的纸花，这个主意很坏啊！

一次在铁路看守所，办完手续等了半天没见到当事人出来。催了几次，终于听到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一问，说是忙着往要投递的报纸中夹小广告。我问他你们成天就干这个？他说不，只有表现好的时候才轮得上。因为干这个不单轻闲，还可以半天抽一支大前门。

这几年，明显感觉原来宽敞的看守所拥挤了，原来不用排队的也要等了，这意味着什么毋须多言。有些看守所就处理得比较好：比如以前的苏州看守所，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一视同仁，先到先得，后到排队。下午两点开门你要是两点半才到，那就得等几个小时。

徐汇看守所也是这样，关押人员最多的那层楼只有四间提审会见室，经常看到警察和律师一起挥汗如雨地排队，在过道当中走来走去，不时踮起脚尖去问那些吹着空调提审会见的人好了没有，是不是快好了。这种情况已经好几年了，我是个资深急性子，一度不愿接徐汇的案子。

针对这些问题，其实很多看守所都有改进的空间。比如上海第二看守所，囿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每层楼有三个房间。然而却只用两间供会见提审，另外一间堆着些破衣烂鞋等杂物。有一次，两个房间都有人了，管教还把人给我提出来，我只好在走廊上站着完成了会见。

最近几年，上海好几家看守所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硬件设施大有改观，但是由于设计管理缺乏协调统一，闹出不少冷笑话：比如黄浦和杨浦看守所的会见室里，都有那么一颗红色的按钮，会见结束后按一下，等于通知管敎还押被告人。然后管教就从另一条通道来将人带走。

宝山看守所的律师会见室里也有这么一个红按钮。但这个按钮却是一个紧急状态按钮。曾经有个律师会见结束后，想当然地按了一下，结果警铃大作，武警、保安、管教都惊动了，律师也受了处分。因为在宝山看守所，还押是要由律师自己将当事人送回去的。

那些淡淡的忧伤入行之初，我曾集中办理过一些法律援助案，当事人基本上都是上诉的死刑犯。这类案子不是毒品就是杀人案，要么抢劫强奸附带杀人。每次接上五六个案子，每个案子有几百块钱的补贴，然后集中去出一趟差，依次到两三家看守所会见，回来后交上辩护词，坐等结果出来，每次大概会有一两件改判。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我正巧到毒品案件高发地云南德宏看守所进行会见。看守所被戒严了两个小时，以便武警将死囚们一个个押上敞篷的军用卡车。这些人刚刚被安排见了自己的家人，吃了几口一大早就做好的正餐（有肉）。我的当事人出来时浑身颤抖，他误以为自己也要被执行了。得知我来自省城昆明，他无论如何不敢相信，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看守所里见到律师。一审的辩护人是由当地安排的法律援助，没有会见就出庭了。这种情况，在最高法院上收死刑复核权并规定“二审必须开庭”之前，是比较普遍的。

之前，尽管有即使不开庭，法官也必须提讯上诉人的规定，但是往往会有变通的办法来应付，例如会出现由正好路过办理其他案子的同事代劳的情况。这样，裁定书上的法官可能根本就不是死囚见到的法官。谢天谢地，从明年开始，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这种状况有望得到彻底的改变。

在内地，死囚往往受到额外的看管。但在云南边陲，由于毒品案太多，死囚很寻常，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措施，无非是加一副沉重的镣铐。在西双版纳看守所，我就曾经靠在水泥浇注的乒乓球台上，依次会见了三名坐在石墩上的死囚。

其中一位是上海籍的毒贩，我问他是不是知青的后代，他说不是，就是为了贩毒才去的云南。临走时，他给了我一个号码，希望我帮他通知家人一声：他出事了。回到昆明后我打了电话，没料到他的家人一接电话就问我是不是要钱。我说我是免费的法律援助律师，然后挂了电话。

相对于地方看守所，部队看守所有明显不同的地方：一是在公共道路上几乎从无标识，最多有个信箱号码；二是整体硬件普遍较好；三是管理上有不少随性之处，高兴起来很容易沟通（比如周末等非工作时日会见），不高兴则会完全不理你，而且投诉无门。

北京居庸关长城脚下的某部队看守所，关押的人照例不多，但是却养着很多军犬。这些半兽体形庞大，吼声如雷，一起叫起来更加不得了。跟当事人谈完案子，说起羁押期间的健康，他苦不堪言。说刚进来时经常被这些狗半夜吵醒，搞得成天半梦半醒，几乎神经衰弱。问现在呢，答“习惯了”。

北方的看守所，冬天有暖气，但是也有空气不流通的问题。羁押的人多了，散发出来的气味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的。当然，人的适应力是无穷的，挺过头三天也就习惯了。军方的看守所，有些甚至铺有地暖，一次去见当事人，给他带了一双毛鞋，结果他穿着人字拖就出来了。

说到看守所里的歧视，有说是强奸犯，有说是贪污犯，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最受歧视的要数犯案的警察。随着分类管理的推广，腐败分子受到额外歧视甚至伤害的情况已不多见。但是警察犯事，如果没有人罩着或帮助隐瞒身份，处境将是非常可怕的。

昆明一个派出所所长，因为受贿关在安宁，一开始保密措施做得不错，同监室的人都不知道他是警察。后来不知道怎么传出去了，结果有天晚上睡得正酣，突然被一顿暴打，险些送命。由于跟他同监室的人谁都不承认动过手，结果全被关了禁闭。我再见他时，已经换了看守所。

1999年，因涉嫌杀害自己妻子和同学的云南民警杜培武被判处死刑缓刑执行。次年真凶落网，他的冤案得以澄清。我为在办理杜案中涉嫌刑讯逼供的刑侦支队负责人辩护。考虑到他的安全，公安机关将他羁押在近郊的易门看守所。幸运的是，一到那里，他就碰到一个“老伙计”——由他亲自训练过的一头警犬。有了这条狗护驾，直到最终缓刑释放，他都没有受过任何不测。

上海提篮桥监狱，1930年代建成时，号称远东第一大监狱。从空中看，监狱的构造是一个繁体的“監”字。监狱总医院搬到周浦之前就设在这里。那些生了病但又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就羁押在这里，这样，它也充当着临时看守所的功能。

绝食的犯罪嫌疑人会被送到监狱医院羁押，以便通过灌食维持他们的生命。这样，会见他们就必须到监狱医院。于是会见就像探视病人一样，不但显得很不正式，而且哪怕有管教在场，周围也是竖着耳朵的一圈人。

现在，监狱医院已经搬走。作为看守所，提篮桥最大的功能是羁押一审被判处死刑的案犯。他们要在这里呆完从上诉到二审，再从复核到执行死刑或改判的这一整段或长或短的时光。这是一种绝望的等待，时间越长伤害越大，而时间越短则会越显残忍。因此，提篮桥监狱的“严管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严管队履行着看守所的职责并发挥着看守所与监狱的双重功能。上海死刑的二审案子，都在那里会见或提审。死刑犯与非死刑犯，决不单单是手铐和脚镣的区别，加之所有已判死刑的人聚在一起，那样的氛围和环境，光是想想都足够绝望。所以才叫严管队。

然而，与它的重要性相比，会见和提审的地方却异常狭小。一共只有两个半封闭的小隔间，每间不到两平米。一个小台子，一边坐律师，一边坐死囚，中间没有任何隔断。会见或者提审的对象，不是毒枭就是杀人犯。现在记录这些文字，都会感觉后背凉飕飕的，会见时倒不害怕，因为彼此熟悉了。

说到严管，不同的犯人受到的对待也不相同。一般而言，毒贩和杀人犯就有区别：毒贩戴脚镣就可以了，出来才加上手铐，而杀人犯不但两样都戴，还要在手铐和脚镣间加上链子。这样一来，完全没有办法穿衣服，只好剪开来披在身上。冬天逆光，你首先看见的，就是一团宽布条，稀里哗啦地走过来。

有一次见一个毒贩。他的案子一波三折，消息时好时坏。最后一次见他，出来时不但手铐脚镣齐全，坐下后又被铐在屁股下面的石墩上，头抬不起来。我告诉他法院有了新证据，结果不乐观。还押后我没有马上离开，目送他被押回牢房。突然听到一声凄厉的叫喊：上——路——啦！

在看守所会见，最无奈的事情就是谈到个人问题。有家属希望转告里面的一定会等他，有里面的带话叫外面另找个好的，不一而足。固然，不愿意转述坏消息，但也不喜欢老传甜言蜜语。基本上，遇到类似问题，不是迫在眉睫的，我都是一句话：这事，以后你们当面说。刚出道时，为了一个案子去很远的地方会见。直到现在，我都很难描述那个叫做景东看守所的地方，它似乎是在云南思茅（现在叫普洱）境内。关于那段旅程，我脑海里只清晰地浮现着一个画面：在脏兮兮的卧铺大巴上，随着翻江倒海的颠簸，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点，我憧憬着自己未知的前途。

那些恨铁不成钢有的律师，说起来真是无知者无畏。有一次在一家看守所，看到一位女律师在会见自己的当事人，两人一人一个大汉堡，边吃边谈。乍一看很和谐，细想想真是可怕。我的一贯主张，是不应将任何咽得下去的东西带给羁押中的人员，包括水。

当然也有例外，某检察院检讨自己侦办案件时存在的问题，其中一条居然是不该在嫌疑人想喝牛奶的情况下不满足他，甚至拿这事来诱供（因该当事人患有骨质疏松，需要定时摄入牛奶）。吊诡的是，同一个当事人，律师因为在会见时给他喝了自己随身携带的“营养快线”，恰好被驻所检察官看到，写了好几份检查才算交差。

管理好的例子：上海市看守所，尽管他们办理手续还在用手工的方式，但是由于采用的是图书馆的目录检索法，反而科学高效。卡片一出，会见、提审的次数和嫌犯所处阶段、换押时间等等均一目了然。而在中西部一些相对落后的地方，由于强行推广所谓计算机管理，打字犹如刻字，反而更慢。

管理不是太好的例子：北京西城看守所，2003年，这家看守所刚刚在小汤山附近落成，硬件号称达到三星级酒店的标准。然而律师会见室却狭小得难以想象，身处其间竟然有被羁押的感觉。近年来，各地新造的看守所有很多存在同样问题，设计时根本没有考虑律师和嫌犯的权益。

江苏南通的看守所，接待室门上有一张巨幅标语，上书“检察官提醒：超期羁押就是违法”。这话本身没错，问题是它贴在看守所这里，就很耐人寻味了。事实上，几乎没有一家看守所没有一两件甚至更多超期羁押以及变相超押的个案。

超期羁押固然不是看守所造成的，但是毫无疑问，几乎所有的超期羁押都发生在看守所里。曾经有一家看守所的领导跟我说：“你这案子的当事人在我们这里已经关了快三年，再不开庭我要放人了。”我马上附和他：“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要不咱今天就干好吗？”

安徽滁州看守所，大门很新，监室很旧，普普通通的水泥地面，这边高那边低，一张大桌子隔着拇指粗的钢栅，对面坐着的当事人是曾连任过三届公安局长的被告。他突然站起来，展示自己被刑讯逼供的细节，又在不大的空间里走来走去，激动得撸衣拂袖。此情此景，今夕何夕，百味杂陈。

还有一次在江苏省看守所见一位正处级干部。还没坐下，他就兴奋地举起一张报纸，执意要读一段给我们听。原来报道上说，中央政法委某书记指示，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不得刑讯逼供云云，兴奋得就像拿着一道宣告无罪的圣旨。

看守所的现状，迫切需要改变，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该怎么改，往什么方向改，是个很大的问题。目前，一些看守所在设立律师会见室的物理阻隔，另外一些则在拆除同样的阻隔。可笑的是，大家都认为自己正在改革。

怎么说呢，有国人的地方就有特权，看守所当然不会例外。承办案件的单位将抓来的人往看守所一交，除了一些简单的要求，比如谁跟谁不能关在一起外。其他都是看守所的权力范围。在上海这样的地方，监室是不是朝南，直接关系到被羁押人整个冬天过得怎么样。

干刑事辩护这行时间长了，会相信性格能够决定人的命运。看守所的环境犹如旅途，很容易暴露人的本性。某些官员得势时趾高气扬、忘乎所以，一旦势败，即刻一泻千里，一蹶不振。

有一次，我打车到宁波看守所。司机很啰嗦，一路上都在问这问那：“你们要去看守所吗，那里面关的可都是坏人呐。”我笑了，告诉他不是那么回事，里面可能也有不少好人。“你看，这满大街上走着的也有不少坏人。”他想了想，说：“你说得对。”

以我个人的经验，总体而言，因为案子而交上的一些当事人朋友，甚至比其他朋友更加牢靠而可信。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任何涉嫌犯罪的人，都能够得到有尊严的对待。无论是在看守所里还是在法庭上，他们都是而且只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受审讯和处罚，而且只受到适当而且必要的惩罚。不会因为他们的出身、信仰、经济状况以及其他一切不可思议的标签而受到不同的对待。

一位负责劳改工作的干部说过：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我们的监狱就是我们的秘密。这句话似乎还可以稍作补充：我们的看守所也是我们的秘密。周云蓬在歌中唱到：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那么，当然，也不要做中国人的囚犯。

（作者系上海资深刑辩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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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闻自由日是由联合国创建，旨在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并提醒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该权利铭记在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中：“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这张互动式地图的数据主要来自自由之家发布的信息。评分基于国家在出版自由方面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情况。

点击国家名可见其 1994 年以来的历年得分。（分数越低代表越多的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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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图来自：livecitizen，中文版由 知了 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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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是说，愚蠢常常不是智力不及，而是选择不运用智力。也许因为利益，也许因为懦弱，也许因为“温暖的合群”，或者干脆因为懒惰，一些人选择荒废甚至屏蔽智力。在各种荒废智力的表现中，有一种在迫害他人或为迫害他人摇旗呐喊时，竟然想不到：其实“他”也可以是我。

最近，李庄律师在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后的表现颇让人感慨。他表示，尽管他曾被重庆方面“黑打”，但仍然愿意给王、薄等人提供法律辩护或咨询。这种不计前嫌的胸襟令人感动，不知王与薄如果得知会作何感想。当年他们陶醉于“打黑”却忽视嫌犯基本权利时，可曾想到：这个在更大的权力面前陷于无助和恐惧的“他”，也可以是明天的我。

“他也可以是我”，是普遍人权理念的伦理前提。康德的“绝对律令”，意指只有当一个道德准则可以被普遍推广及他人时，才构成道德准则。奇怪的是，有人似乎通过推理就能明白这个道理，有人却只有自己倒了霉才恍然大悟。糊涂似乎也可以理解：怎么能给“坏人”权利？我反正又不是“坏人”，所以剥夺“坏人”权利跟我没什么关系。知识分子在上世纪50年代的“镇反”中万马齐喑，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反右”来临时，他们就成了“坏人”；农民在“土改”斗地主时斗志昂扬，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人民公社运动中他们有谁想藏私粮，就成了“坏人”；干部在历次“肃反”中火上浇油，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文革”一来，他们就成了“坏人”；造反派在打倒“走资派”时声嘶力竭，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清理阶级队伍”时，他们也成了“坏人”。这么看来，每个人离“坏人”都只有50米远，说不准哪天就“失足”了。

好人变成“坏人”后，开始痛感权利之可贵与权力之可怖。陈独秀身居党魁位置时，曾为暴民焚烧《晨报》报馆而叫好，晚年成了政界边缘人之后，却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没有阶级之分；胡长清在位时享受着权力的无限风光，被抓后开始感慨新闻自由之可贵。

人权概念被长期污名化，原因之一或是很多人将权利看做任性的代名词。但这恰将普遍人权的伦理基础理解反了：普遍人权保护的不仅是“我”的自由，还是作为“我”的他人的自由。在这种价值观里，社会由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组成，并非由一个身处顶点的“我”、数个身处中层的“你”与无数身处底层的“他”组成。只有将社会理解成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普遍人权才变得必要和珍贵。换言之，人权观念的伦理基础不是任性，而是博爱。

当然博爱的起点是自爱。自爱加上同理心，才成为博爱。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我常常显得比周围很多人乐观，这种乐观来源于对逻辑的认同。一个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唱赞歌的学者，在遭遇网络语言暴力攻击后，也会愤慨和痛苦；一个隐晦肯定毛氏“大民主”的学者，在涉及自己学术诚信的辩论中，也忿恨痛斥有些媒体的信息一边倒这些人对抽象的普遍权利颇有微辞，却在自己具体的权利被侵害时表现得愤愤不平——这种“愤愤不平”，就是我保持隐隐乐观的理由。

根据心理学“认知冲突”理论，追求逻辑一致性几乎是人类的本能，类似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一样。所以只要一个人肯定自己的权利，走向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就成为趋势。换言之，普遍权利观念之所以有力量，不仅仅因为它美好，更因为它是一种均衡。

当然，走向均衡的道路未必通畅。有人说，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悲剧是，任何一点进步都要以付出最大的代价为成本。本来可以两点一线走完，结果中国人过去一百年愣是在两点之间走出了一团乱麻。简单的事情被搞复杂，大约就是因为太多人只有亲自倒霉一场，才能体会到权利的可贵，好比一些孩子非要自己被烫一次，才知道不能随便玩火。数亿人只有被烫才明白火的危险，进步的代价能不大吗？所以笨可能确实是一种人品。甚至还有不少人被烫了也未必明白危险，这种人据说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碰到这样的人，笨就连人品都不是了，它是一种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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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许纪霖先生邀请我作这个报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写过一篇《伦敦骚乱》（编注：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10月16日第4版），讲伦敦骚乱中Twitter等微博工具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媒体和微博在同样性质事件中的表现如何不同，讲了英国的Twitter怎么从一开始鼓动骚乱，到后来积极投入灭火。第二，就是《时代周报》采访我后刊出的《微博已经改变了中国》。原稿有近9000字，我当时主要讲的也不是微博，结果刊出4000多字，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主要谈微博了。其实那时我自己也没微博，就在写《伦敦骚乱》文章时稍微研究了一下Twitter，中国的微博当时还没研究过。

这次许纪霖要我讲微博如何改变了中国，还真把我难倒了，于是我悄悄穿上“马甲”注册了一个微博，在里面悄悄观察，然后比较美国Twitter和中国微博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把纪霖先生的邀请当作一个机会，依照着学者做课题写开题报告的方法和思路，把我的一些观察和体会做了初步总结。我的报告分为四个部分，前三部分是分析视角，最后一部分则是初步结论。

中国微博特色

网民更可能被操纵

第一部分是微博的性质，它作为一种舆论媒体、自媒介具备什么性质？这个很重要，比如现在我说的话，教室里的人远的近的都能听见；我如果在桌上刻个字，你们远的就看不见，但这个字永远都在这个桌子上，而我说的话如果没有被录音，话说完这个声音就没有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我的话用口语来传声和用书写来表达，其性质是不一样的，声音传得远，字迹则保留时间长。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加拿大有一个叫麦克卢汉的人把这个原理称之为“媒介即信息”，即不同的媒体本身具有不同的性质。这很重要，比如法国革命，关于法国革命形成的理论很多，但有一种理论认为报纸的出现是一个重要原因，报纸出现之前这世界上没有公众舆论这种东西，而报纸为公众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问题是路易十六不知道这一新生事物的厉害，因此也没有相应的针对措施，所以出了大问题。

后来收音机出现了，电视出现了。电视的出现打破了时空。电视出现前老百姓基本上是看不到国家领导的，这十分有利于政治家神秘感的制造和维护。电视出现后政治家常常在电视新闻里露脸，虽然电视新闻可以剪辑，但是一个政治家作为常人的一面还是会不断在新闻中被展现。久而久之，国家领导身上的神秘性就会削弱，或者说电视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再说性别问题。原来女人看女人书，男人看男人书，现在男人女人在电视前往往看的是一样的节目，或者说主要是由男人制作并往往带有男性视角的节目。久而久之，女人们就会把这些节目中男性视角下的英雄视为自己的榜样，她们的思维方法就会向男性靠拢，这就对男性的权威构成了挑战。美国就有学者用这一机制来解释当代西方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现在我们来讲微博。与传统媒体相比，微博既有报纸的性质也有电视的性质，它是全媒体。在微博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办一份“报纸”，而你的“报纸”影响力的大小将完全取决于读者的接受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是一个彻底民主的同时又是可被操纵性很强的通讯手段。说它是最彻底的民主是因为微博只需写寥寥几句话，只要知道怎么用微博，谁都能写，写得好坏也无所谓。说它可操纵性强，是因为微博中的声音不具有“一人一票”的性质。我在谷歌中曾经搜索“新浪微博粉丝”这几个字，结果出来的居然是一堆刷粉丝的广告：这个保证“优质微博粉丝永久不掉”，那个说它“同时承接转发评论、红人转发、投票以及加V认证服务”、“新浪微博粉丝2元1000，17元1万”等等。只要一个人掌握着大量的金钱或者某种技术，那个人就能通过雇佣水军把自己的声音做大，于是就形成了虚假舆论。这里面可操纵的余地太大。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必须把自己在台面上的和台后的行为作出区隔。在亲戚、同事、朋友，以及在不同的公开场合，我们的表现需要与这些场合中大家期待的表现方式相符，否则会给自己和其他人都带来很大的麻烦。比如，你在一个聚会上碰到一个人不但是话不投机而且人也不怎么样。回家后，在家人面前你怎么骂这小子都没有关系，但是在聚会中你就必须保持做人的礼貌。如果你在聚会中毫无顾忌地当着大家把该人数落一番，大家就会觉得你很不懂道理。

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区隔是我们社会文明处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在微博的公共空间中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界限不再清晰。微博中的言论是面向社会的，它们本来应该是前台行为。但是微博中许多人并不在自己熟悉的圈子内混，不少人的真实面目我们完全不清楚。这些人因此能在微博中动辄破口大骂，而不怕受到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博公共空间的出现把人类的许多后台行为前台化了，这就是微博语言暴力趋向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从微博公共空间的这些性质可以推出的结果是：微博平台一方面缺乏现实社会中的礼仪和权威关系的约束，而另一方面却特别容易在网络公司、金钱等等的操纵下迅速形成虚假舆论和权威。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微博公共空间中，人们的表现会接近于勒庞所描述的“乌合之众”，他们一方面表现得特别不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在操纵下特别容易对权威产生崇拜甚至盲从。微博中的狂热之士很像“文革”中的红卫兵：一方面喊着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另一方面喊着谁敢反对某个权威我们就打倒谁。

我的初步调查显示，美国的 Twitter 与中国的微博至少有如下不同：美国的Twitter一条只能显示140个英文符号（写不了几个字），它的微博评论只能显示5条，转发次数最多也只能显示出“50+”，并且美国的 Twitter 没有长微博功能。我不知道Twitter公司作出这些限制是出于什么考虑。但是一个结果是，在美国，Twitter 不能够替代博客的功能，事实上，美国的许多重大争论，比如说关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争论，都是在博客空间进行的。

在中国，微博可以无限制被评论，显示很精确的转发数，还带有长微博功能。这些性质不但使得微博在中国有替代博客的趋势，而且加大了“水军”在中国微博中的重要性，使得中国的微博更容易形成强势意见领袖和网络红人，而网民也有了更大的被操纵的危险。美国的 Twitter 完全没有取得微博在中国的地位。

微博论战

多涉及意识形态层面

弄清楚了微博的性质后，我们把视角转入另一个面向，即微博中大量出现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其本身具有什么性质？

简单讲，除了自然科学知识外，这世界上存在的大多数知识都属于对错非常难以讲清楚，或者说是属于没有简单意义上的正确与错误可言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既然微博上的许多讨论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讨论，这些讨论就会服从意识形态权力的一些基本特性。

与本文有关的意识形态权力的特性有两个。第一是意识形态层面上辩论出输赢的不可能性：两个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士辩论，结果往往都会觉得自己赢了。除非用强制手段，简单的说服是难以改变另一个人的价值观的。第二是价值观社会存在的自然多样性：一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他的经历和性格所决定，不同的经历和性格自然就会导致人们采取不同的价值观和对同一价值观作出不同理解。

意识形态权力的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微博公共空间争论的基本特点：鸡对鸭讲，自说自话。比如最近作家代笔问题在微博上引发的争论。

我本以为这一场争论的核心是真假问题，而不是价值观问题，是比较容易说清楚的。但我马上发觉支持作家的人士大致可分为相互重叠的三类人士。第一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士认定作家是盟友，并认为打假是政治阴谋，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真假问题。第二就是作家的“粉丝”。不读大学就可以当作家、收入不菲还可以打扮得很酷的生活令年轻人羡慕。维护作家对他们来说，犹如维护宗教信仰一般是他们的责任。第三，就是一些缺乏常识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什么奇迹都可以发生，常识简直就是对他们认知的亵渎。这三类人的存在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得十分复杂，让那些自认为通过展现大量“客观”事实就能说服大众的人士大跌眼镜。

民众思维特征

反权威、民粹、缺乏常识

我举上面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一旦加入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东西，哪怕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在网上要取得共识也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微博上的讨论具有一种原生的混乱多样性。问题是，在不少话题上，微博中的讨论却又能形成巨大的舆论一致。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社会中某种意识形态或者看法获得强势后，首先想到的不应当是这一意识形态如何正确，而是要观察这一意识形态背后有什么强制性或者是半强制性力量的支持。在现代社会，国家是最为强大的强制性组织，而宗教组织和学校则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半强制性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今天如果认为我演讲得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学校教育已经规范了你们的思维方式，使你形成了很强的认知依赖。

这世界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对社会思潮进行规范的力量，那就是一个时代性思维方式。“女巫大量存在”曾经是欧洲社会的共识，二战后法西斯主义声名狼藉，“文革”后极左路线和专制政治成了过街老鼠。这些都是时代性思维方式的例子。时代性思维方式往往是以前强制性社会行动的非期然性结果，它同时也必须有强制性或者是半强制性权力的支持才能长期维持。

我认为，决定当前中国时代性思维方式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由几个原因而导致的社会共识的缺乏。

比如，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儒学。但儒学赖以生存的制度性基础，如科举制、宗法制和宗族制，都已经被革命洪流彻底摧毁。在当今中国，儒学已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哲学体系或意识形态，而其他宗教与伦理体系也没有取儒学而代之的能力。因此，宗教尚不能为社会提供主流价值观。

比如，中国当代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不明。这两年我们在搞人文教育，核心课程。西方的核心课程背后的动因很简单：灌输西方现代社会中占主流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但是在中国，我们的人文教育到底要教什么东西？中学和西学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我们学校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怎么定位？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十分不明确，因此也很难为建构主流价值观作出贡献。打开天窗说亮话，当前中国的大学就其本质来说只不过是学习和模仿当代西方技术的技校而已。

比如，当前中国的主流媒体在若干重要领域其报道得不到国民的尊重，他们因此也不能在这些领域为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作出贡献。

这几个因素和其他因素加在一起，造就了当前中国民众的主流政治思维特征：反权威、民粹和缺乏基本常识。

最简单的争论

在微博中也无法取得共识

先前讨论的微博的性质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在民众的这一思维方式下得到了如下的体现：

第一，在当前中国的微博中，即使是最为简单的争论也几乎没有取得共识的可能。因此，微博上一旦产生大论战，只有自我感觉良好或者心理状态受外界影响较小的，或者思维相对偏执和头脑简单的才能在微博中坚持下来。在我穿着“马甲”观察微博期间，就见到了不少退出微博的声明，而以下摘录的一个博主在退出微博前发表的声明颇能说明问题：

1. 自从玩微博以后，我从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读书人，变成了社会新闻的热情关注者，并常常对社会事件发言。我现在发现，微博带给我的快乐远远抵偿不了给我带来的痛苦，过分的社会关怀让自己长期处于愤怒和焦虑之中，写完一篇社会评论后又容易失眠。

2. 看来，我不太适合开微博，也不宜于过分关注社会，我自己又特别容易激动，这样让自己长期处于一种焦灼骚动之中。还是回到书斋中读书，回到课堂上教学更适合我的兴趣和个性。

3. 因此，我今天删除了自己最近的部分微博，不想再讨论XX这种肮脏事情，XX接受采访前后矛盾和撒谎的样子太恶心，XX这类事情不值得投入过多精力，但是，微博上像XX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只要你上微博逛一逛，像XX这样的人你绕也绕不开。

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具体观点，但是该博主在退出微博时的心态很具有代表性。

第二，在反权威和民粹思潮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在社会缺乏基本共识的背景下，谁敢在微博中打擦边球、诉诸民粹，谁就能通过操纵民意而做大。其实当前出现的不少打擦边球行为实际上只是在消费大众思潮。说实话，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前中国政治骗子不少，在中国有消费国家体制的，消费自由主义的，消费民族主义的，消费左倾思潮的，消费民粹的，应有尽有。这市场实在是太大了。可以预见，一有风吹草动，微博就会成为传播信息和谣言的阵地。

动荡之后，缺乏学习能力的“精英”当然会进行“反思”、甚至是对以前的天真的想法和行为表示后悔。但是在后悔的同时，他们中的各路人马马上就会继续带着一种教主和消费民众的混杂心态为中国的出路继续提出各种天真的设想。

当然，我希望我以上这些“预测”都是错误的。的确，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被广为接受的“预测”会改变人们对社会的理解和行为方式，乃至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使这预测变成一个错误。我衷心希望本演讲的论点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或者至少是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变成错误。谢谢大家。

（原文为赵鼎新教授日前在华东师范大学讲演实录，由早报记者田波澜采访整理，经讲者本人审阅。本文有删节，个别措辞有调整，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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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的时候，艾德温·瓦伦丁·米切尔（Edwin Valentine Mitchell）就在《论胡须》（Concerning Beards）中风趣地写道：“胡子的命运就如同曲折前行的历史一般大起大落。它时而茂密生长，享受着一度的辉煌，时而大幅减少，最终消失蛰伏，等待着迎接下一次的荣光。“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健康的胡须标志着声望和地位。“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这句顺口溜，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反过来的例子也有：古时沦为奴役的男性通常会被割去胡须，以作服从的象征。

接下来让我们以美国为例，讲讲政治和胡子之间的恩恩怨怨。美国革命的时候，美洲大陆上的胡须消失得无影无踪。开国以降，美国历史上最初的15位总统都没有胡子。而且不只政客，就连民间都不对胡须报以好眼色看。1830年，有人要强行剔去一个名叫约瑟芬· 帕尔默的男人的胡须，由此还引发了一场暴力争执。其结果，就是当事人帕尔默在马萨诸塞州的菲奇堡（Fitchburg）吃了一年牢饭。因为这事，帕尔默墓志铭上还写了一句“此人因留胡子遭受迫害。”

到了19世纪中叶，络腮胡又在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卷土重来。亚伯拉罕·林肯刚刚成为总统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个伊利诺伊州农村来的娃娃脸乡巴佬，而那时候美国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他在接受了一个小女孩的建议蓄起胡子之后，反倒征服了南方邦联。此事后来也传为美谈。

打那之后，一直到1908年上任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历任美国总统都或多或少地留上些胡子。不过有两人例外，一个是第16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另一个是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然而不走运的是，这二人前者被弹劾下台，后者遭刺杀身亡。胡子在那个年代里成了美国政治生活的护身符。

直到1903年，吉列推出了安全剃须刀。此物一改以往剃须刀那血光四溅的用户体验，如同苹果的iPhone手机一样，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中迅速风靡起来。但就像今天的智能手机革新淘汰掉了一大批物件一样，吉列的剃须刀也顺道给以往风光无限的胡子风潮革了命。再加上大胡子不利于使用防毒面具，军队也对胡子下了禁令。到1930年的时候，留胡子反倒成了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

政治作为人类社会中的组成部分，自然也不会给20世纪的胡须留下半点苟活的空间。塔夫脱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下巴都是干干净净。总统候选人中倒是有一位蓄着胡子的——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但他最终败选给了竞争对手，而且那也是远在1916年的事情了。

胡子在美国政治中的缺席，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反共产主义，和嬉皮士运动。许多年来，在美国，一脸茂密的胡子就意味着此人或多或少地认同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而二战时的希特勒和斯大林，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嬉皮士运动中的激进学生，都让美国人在心中给胡子减了不少分数。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很少会有政客愿意冒着丢掉老年选民支持的风险，给自己打造一个更“潮”一点的造型。

当然，留着胡子的成功政客还是大有人在，但从总体上看，他们也不过是美国政治大海中少见的几粒彩砂而已。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出事”的政治人物，大多是些“美髯公”。比方说卷入金融丑闻的前新泽西州州长乔恩·科尔津（Jon Corzine）。而前纽约州州长大卫·帕特森（David Paterson）在任期内，也给政治脱口秀节目带去不少笑料。留着奇怪胡须的法学家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其联邦最高法院提名资格被参议院驳回，这可是过去40年里的头一回。至于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也是第一位留胡子的美联储主席，但要提起他在美国的名声嘛，“占领华尔街”过后，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究其原因，大概是胡子有时会让人看上去像是失意之后大醉了三天三夜的邋遢鬼。毕竟许多人都会把胡须和憔悴作无责任联想。而在实际上，只要想象一下伊拉克前总统侯赛因·萨达姆被捕时那脸色憔悴，面发沧桑时的落魄样，你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胡子会这么不受政客待见了。除此之外，胡子也会包含其他负面含义。比方说有人觉得不不剃胡子就像不刷牙一样，不仅是不注重个人卫生的表现，而且也显得此人不甚可靠。

不过，政治上不受待见的胡子在今天的人民群众那里倒是喜闻乐见。这大概是因为胡须能集中人们的注意力，而且不会让对方心生厌恶。实际上，也有学术研究证明了这种观点。1990年时，有篇发表在《社会行为及人格》（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上的论文，就报告说“蓄有胡须的男性在吸引力、性格、能力、和镇静程度方面，要优于不留胡须的男性。”而在事实上，蓄有胡须的男性大多也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既然胡须有这么多好处，那么胡须会不会重返政坛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不会。除非有哪个大胡子领导人另辟蹊径，高调地取得了成功，否则政客们都是步步为营，安全至上。如此看来，政客们的形象，到都是些不折不扣的“山寨货”了。

然而，在美国有一个叫“好人综合症”(good guysyndrome)的说法，为人们细心思考好人和好人所做的好事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分析与治疗视角。所谓的“好人”，是那些对别人特别亲切和善、特别好说话、有求必应、想方设法帮助别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以此为荣的人们。对他们来说，当好人不仅是一种习惯或行为方式，而且更是一种与他人建立的特殊人际关系。

好人做的是对别人有利，令别人高兴的事，所以好人总是能够讨人喜欢。很少有人讨厌好人来替自己无偿地做好事的。可以说，接受好人助人为乐行为的其他人，都有意无意带有自私目的，利用和受益于好人的这一特点。而好人对此不仅不在乎，而且还乐在其中。好事未必有助于社会中善的累积，这是一个问题，但一般人只是把它看成一个无大碍的问题。

然而，2001年布莱柯（Harriet Braiker）的《讨好的毛病：治疗讨好他人的综合症》（The Disease toPlease – Curing the People-Pleasing Syndrome）一书问世，宛如在好人众多的美国社会中投下一枚重磅炸弹，不仅一下子成为畅销书，在著名电视主持人奧普拉·温弗里的电视节目里成为讨论的专题，而且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大众心理学经久不衰的话题。布莱柯的书让读者看到，一心当好人原来不是一个无大碍的问题，而是一种有害的心理疾病，它源自“好人”对自己个体价值的信心匮缺，渴望用对他人做好事来换取外来的肯定和赞美，这种渴望一旦成为心理定势，就会严重降低行为者的判断力和自控力，变成一种可以称作为“癖”的习惯和依赖。

布莱柯所说的“讨好他人”综合症就是人们现在一般所说的“好人综合症”。好人综合症是可以自我测试的，心理学家们建议每个人不妨问自己几个简单的问题，例如，“你是否在想说不的时候却说了是？”“你渴望所有的人都赞许你吗？”“如果有人不喜欢你，你觉得难受吗？”自我检测的先决条件是对自己诚实，如果一个人对上述问题回答“是”，那么他很可能已经患上了好人综合症。

好人综合症往往不仅是一种行为偏差，而且是生活或事业的某些方面出现了危机的征兆。例如，好人综合症患者一般都是事业平庸者，他们工作非常努力，但成就却相当有限，做好事于是成为他们博得他人另眼看待或赞扬的补偿方式。又例如，他们的家庭或家庭关系可能有欠缺，如孤儿、单亲，得不到父母或兄弟姐妹的关爱，这会使他们更加在意关系疏远者对自己的好感，不惜为之付出任何努力，有的甚至一面对家人恶言相向，一面对外人特别和蔼可亲（也就是俗称的“白眼狼”）。

“当好人”并不是好人一个人的事，往往会弄得家人很困扰，甚至给他们带来跟着受罪的感觉。好人的亲疏不辨还会对家人造成伤害。心理学家指出，一个人要保持健康的心理，有合乎常理的行为，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健康界线”（healthy boundaries）。每一位个体的人都生活在某种身体、感情和思想的健康界线之内，这个界线帮助他判断和决定谁可以接纳，并接纳到什么程度，为谁可以付出什么，并付出到什么程度。人的负面感觉一般也是由这种界线意识所决定的。例如，你的孩子做功课需要你帮助，或者要求你周末带她到儿童乐园去，你若做不到，就会感到内疚。如果你单位的领导督促你在业余时间多做好人好事，你若做不到，则很可能感觉到的不是内疚，而是害怕领导不高兴，会记你的帐。

不顾一切地做好人好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计任何代价地要让别人接受你，喜欢你，在有这样的行为之前，或者在这样的行为成为你头脑中的“好事”之前，你的个人健康界线和亲疏意识一定先已发生了某种变异，因为在人类社会中，正常家庭所给予幼儿的自然教育，包括亲疏关系教育，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与好人综合症伴生的往往是扭曲的幸福观。格勒弗医生（Dr. RobertGlover）是一位专门诊治好人综合症的权威，也是《不再当好人》（No More Mr. Nice Guy）一书的作者。他指出，几乎所有的好人在意识或下意识中都有类似于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把缺点藏起来，变成别人希望我成为的那个样子，那么别人就会肯定我，觉得我好，也会敬重我，重视我。这样，我的生活就有了意义，有了价值，我也就找到了幸福。其实，这种幸福的感觉或自我意识的满足取决于他人对我的看法，我自己并不能把握它，因此我实际上并不幸福。

对于患有好人综合症的人们来说，做好事不留名，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在做好事，那不仅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根本就是一个毁灭他们唯一幸福的灾难。对他们我们不应该去作道德的指责，而是应该给予理解、同情和怜悯。勃朗宁夫人在她著名的长诗《奥萝拉·莉》（AuroraLeigh）中写道，“愿仁慈的上帝宽恕一切好人”，这个“宽恕”真是再确切不过了。

2.朝鲜称将对李明博政府发动4分钟“特殊行动”。

3.欧盟决定暂停对缅甸的多数制裁。

4.法国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 奥朗德领先萨科齐。

5.山西吃空饷副县长被指恐吓举报人。

6.江苏淮安40名中学生食物中毒 22人较严重。

7.少女毁容案双方未达成一致 将择期宣判。

8.调查称2200万中国人欲移民美国 全球居首。

2.法国大选开始投票 十名候选人角逐。

3.菲律宾称中国对南海主权声索毫无根据。

4.云南学生吃营养餐不适调查：当日豌豆发黑发臭。

5.广东乌坎8名原村委成员涉嫌违规卖地等被双规。

6.江苏常熟货车与大巴对撞 已致十余人死亡。

7.警方就毒胶囊事件逮捕9人刑拘45人。

8.IMF危机应对基金总额超过4300亿美元。

2.中国渔政释放一艘越南侵渔渔船及21名越南渔民。

3.英国官员： 伍德生前提供情报给MI6。

4.过半俄罗斯人希望将列宁遗体迁出红场。

5.卫生部：召回13批次铬超标胶囊药品。

6.山西女商人吃15年空饷后变身副县长。

7.教育部：高校自主招生试点范围将扩大。

8.美国麦当劳店员向顾客饮料吐痰 或临20年刑期。

2.中国最先进渔政船抵达黄岩岛海域。

3.法国22日举行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

4.伊朗民众围堵内贾德 老人抓住车门喊饿。

5.最高法未核准吴英死刑 将发回重审。

6.央视主持赵普曝明胶内幕后荧屏消失1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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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印象

帝力（DILI）是东帝汶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Timor Leste）的首都。机场不大，野草荒地和跑道连在一起，停机坪四周是一架架直升机。从机窗看出去，赫然入目的是热带植物和各式检查官、警察，他们散落着站在唯一一条通往落地签证处的通道两侧。总共只有一架民航客机，百十名乘客，在这么多人的“监视”下排着队缓步前行，很不自在，尤其是看到警察身上带枪。我想拍下这个场面，又怕犯规，虽然问了两次得到的回答都是可以，还是心有忌惮，只匆匆拍了张乘客排队办入境手续的照片。这是第一次近距离和联合国维和警察共处，在这里执行公干的一共8人，左臂上都佩戴着来自自己国家的标志。

机场外是一片野生环境。巨幅商业广告显示着这个国家的开放和对现代化的欢迎。从机场前往帝汶酒店的一路上，我趴在车窗上张望，可以看见黄色出租车，穿校服的孩子，住家门口晾晒的衣服，坐着、行走着的人，简陋的平民住宅，漂亮的政府建筑和一个又一个标着数字记号的总统候选人画像。帝汶酒店颇有柬埔寨风味，墙上、案上、几上悬挂铺陈着好看的当地特色织布。走道、楼梯、房间很宽阔，木头、竹子、麻绳装饰得既有特色又雅致。进房间，打开电视，CNN 在播：中国的富人政治家（CHINA’S　RICH　POLITICIAN,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s a well-heeled assem-bly）。一则新闻，不经意地牵出了对于眼前这个刚刚踏入，即将举行大选的穷国小国和我来自的那个“富国”大国间的政治联想。

4天后的3月17日，东帝汶将进行总统大选投票。下午，窗外不时传来竞选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声。晚上，一次又一次的瞬间停电。在酒店上网，2小时15美元，10小时50美元。

从独立运动英雄走向政治家

东帝汶只有两季：旱季和雨季。此时是雨季。

在经历了葡萄牙460年的统治之后，经过长期抗争，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the Revolutionary Front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East Timor，简称 FRETILIN），在1975年宣布东帝汶独立。但是10天之后，印度尼西亚入侵。FRETLILIN领导游击队开始抵抗印度尼西亚统治的独立战争，战争进行了24年。山河破碎，25万人，也就是1/3人口死亡，创下了20世纪种族灭绝人口死亡率最高的纪录。1999年，为国家独立全民公决又引发印度尼西亚支持的地方势力的武装叛乱，数万人丧生，80%的基础设施和房屋被毁。直到2002年，东帝汶才正式独立。独立运动领袖古斯芒（Xanana Gusmao）（1946年生）宣布：这是东帝汶自由日。我们要把所受的苦难留在身后，面向未来。

浴血奋战24年的第一代独立运动领袖达成一个共识：建立民主国家。他们愿意通过选举获得权力。2002年，在联合国保驾之下，东帝汶进行了第一次总统大选。古斯芒在竞选中说：“我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的人民还在挨饿，在哭泣，在死去。接下来，我们必须发动战争，不再是用枪的战争，是呵护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制度，它代表着大多数人的理想，强化我们的民主，使得我们可以团结在一起，服务于我们的祖国。”古斯芒当选第一届总统（古斯芒曾于1999年获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2000年获悉尼和平奖和光州人权奖；2002年获欧盟的人权南北奖）；罗罗（Lu-Olo）当选议长；阿马若（Francis Xavier Do Amaral）是副议长；艾卡提瑞（Mari Alkatiri）成为总理。五年后的2007年，东帝汶举行了第一次自主的大选，霍塔（Jose Ramos Horta）当选总统，古斯芒成为总理。

2012是这个小国的大年：独立十周年，总统大选，议会大选。如果一切顺利，联合国维和警察将于年内撤出。

今年的总统候选人原本一共13位。不久前，4号候选人阿马若突然去世，剩下12位候选人，其中有两位女性。现任总统霍塔（Jose Ramos Horta，8号），罗罗（Lu-Olo，3号），原先的军队领袖、此次作为独立候选人的若阿克（Taur Matan Ruak，2号），议长阿绕周（Fernando La sama de Araujo，13号）均为候选人。这几位民意基础比较强，其中又以3号罗罗和2号若阿克呼声最高。

Lu-Olo的造势大会

翌日晨，走出酒店，只见对面悬挂着 FRETILIN 党候选人 Lu-Olo 的巨幅竞选招贴画。摩托车、小汽车、大卡车上都载满了人，他们的脸上、身上涂着油彩，成群结队，吹着喊着舞着。

Lu-Olo　（1954年生）从17岁离开学校，就投入了 FRETILIN 领导的游击战，一直在山里，24年没有踏进村庄和城镇，成为军队指挥官中少数未被俘的幸存者之一。1999年11月走出深山，开始从军人到政治家的艰难转型。2002-2007年，他担任东帝汶国民议会议长。2007年竞选总统时，他在第二轮败给霍塔（Ramos-Horta）。他接受了选举结果，并祝贺霍塔。

这天是选举前最后一个竞选宣传日。我们乘车前往 Lu-Olo 的造势集会，很快就汇入了欢乐的车流。年轻人、小孩儿，坐在卡车顶上，扒在驾驶门上。车子在路上排满了，慢慢地挪，给人的感觉不是倾城出动，而是举国出动。虽然慢，但是秩序井然。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集会现场：草地上、卡车上、树枝上都堆着人，高音喇叭里有人讲演、鼓动、欢呼、歌唱、跳舞……人们有节奏地呼喊“Lu-Olo,　Lu-Olo”。我们费力地穿过草地和人群走到主席台旁专为观察员提供的坐席区域。忽闻 Lu-Olo 要来，有人拦出一条走道；忽儿，人们又涌向另一个方向。大树上的孩子们，唱着歌摇动着树枝。这是人民的节日！

后来得知，就在此时，2号候选人要从这里穿过，赶去他的集会场所。而此地已经被3号的拥护者完全占满了。可是如果绕道的话，大概花6个小时也到不了。作为竞争对手，3号的竞选团队是不是能为2号提供方便是一个小小的考验。这不免令2号方面担心。然而，3号这边十分大度地让他们穿过去，双方的拥护者彼此打着招呼。

安静日

根据东帝汶的宪法和选举法，东帝汶公民满17岁就有投票权。候选人必须取得一半以上票数，否则就要对两名最高票数的候选人进行第二轮选举。总统任期五年，最多两任。总统委任多数党主席或多数的联盟成为总理。总统有权否决立法、发起全国选举和解散国会。立法机关由52~65席国民议会组成。国会议员也是民选产生，任期五年。东帝汶实行多党制，有17个注册政党。总统候选人可以进行30天选举宣传，选举宣传活动在选举日前两天停止。

有两个机构主要负责组织东帝汶选举，一个是官方的选举管理局技术秘书处 STAE（Technical Secretari-at for Election Administration），成立于2003年；另一个是非官方的全国选举委员会（National Electoral Com-mission,CNE），成立于2007年。选举向国际社会开放，欢迎选举观察。为此，STAE 还安排了一场报告会，详细介绍有关选举的问题。在2011年的大选法修正案中，规定了招募选举工作人员，挑选负责人，培训，分发选举材料，在442个地区对选民进行教育，委派观察员和政党代表，印选票，以及为2个监狱、6家医院配备流动票箱等事项。

在《国内和国际观察员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 OF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BSERVERS）中，规定了观察员的权利：可以在全国境内任意走动；可以要求取得选举过程的有关资料；可以自由地与所有候选人和社会部门交流，跟随选举过程，有权使用任何关于选举过程的文件；可以造访 CNE 和 STAE，去核实所承诺的选举过程中使用的设备；可以自由地和媒体代表接触及交谈；可以接触监管选举过程的所有法律、规定、准则；可以自由进入所有投票中心。同时，选举当局承诺：保证不干预观察员的选择和数量；保证不干扰选举观察员的活动；保证不对进行选举观察工作的国内和国际人士施加压力、威胁和报复等。他们也制定了关于总统和议会大选投票、计票及核查结果的相关法规。

STAE官员在报告和答问中表现出的精干，和外部世界沟通的自然流畅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女性官员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此次他们共安排了630个投票中心，850个投票站。9130位监票人，630个负责人。

我所在的团队分别请来 FRETLIN 党和 CNRT 党的负责人介绍情况。FRETILIN 党的人士阐述了他们的理念：“选举，是在民主路上往前走。我们要政治领袖，不要政治冲突。现在我们已经进步到不会因为政治观点不同而发生冲突、暴力。最重要的是民主法治的国家。对于我们的宪法，我们感到骄傲。三权分立，互相监督。我们将会一天一天地推动民主进步，5年不够，10年不够，希望20年可以。在大选中，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好的民主政府。在以往革命的路上，打倒一个，又一个起来。如果没有民主法治，国家怎么前进？所以才要选举，要通过投票来决定。否则就会产生腐败。各个政党有不同意见，希望大家能在一起和平地讨论问题。”FRETILIN 关注宪法、人的发展、教育和健康、私有财产权、权力分离、自由企业。在对待国际关系上，我们没有敌人，都是朋友。CN-RT（National Council of Timorese Resistance，帝汶抵抗全国委员会）的秘书长也表示：“民主的价值很重要。我们面向未来，不论左中右，只论发展。总统要能代表每个人的利益，而不是某个党的利益。”此次他们没有推举候选人，而是支持独立候选人2号。

见识了这些来自官方和政党的“权势”人物，与三家民间机构进行的座谈和拜访更加令人鼓舞（东帝汶国民可以自由组织公民社会组织，近年来数量快速增长）。

第一家是国家青年委员会（CN-JTL），成立于2002年。在帝力有20个志愿者，在全国有150名，主要工作是：维护独立、参与全国政策规划，为青年增进人力资源和技能。他们联合其他 NGO 进行选民教育，到大学去帮助选民登记，通过开会、广播、宣传单等形式发布信息，积极倡导和保障选举和平无暴力。

第二家是社会行动教会观察者（Church Observers for Social Ac-tion），成立于2007年，工作重点是发展本地选举观察能力。2007年他们派了选举观察组织；2009年又对镇选举进行观察。他们共培训了1700名选举观察员，将派往全国850个投票站。向我们介绍情况的先生早在1987年印度尼西亚当政时代就曾参与过投票站工作。当我问他：“你们有50%的文盲，会影响实行民主吗？民主和受教育程度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很果断：民主并不必然和教育程度有关。甚至可以说没有关系。即使不会阅读的人，也可以了解民主。只要对他进行培训，告诉他（她）民主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第三家叫 LUTA HAMUTUK（意思是，我们在一起讲），他们长期观察政府预算以及公司和政府开发使用石油，有19个专职人员，149个志愿者，与最基层人民有直接联系。每年议会讨论政府预算时，他们会被请去谈老百姓的想法。议会要制定与石油有关的政策时，也要先问他们。他们认为，在东帝汶，是政府需要非政府组织。

选举和公民社会是民主制度的两翼。

投票日

3月17日是投票日，这一天，我们跑了六个投票中心，十几个投票站。

我们早上5点多出发，到第一家投票中心的时间是5点50分，天刚蒙蒙亮。我们佩戴着国际观察员的身份牌，开始履行职责。

这里有4名警察，10名穿黄色 T-shirt 的工作人员，1名穿绿色 T-shirt 的投票中心“头儿”。他们搬桌子、数选票、倒墨水，把用硬纸壳做的秘密写票处立起来，轻手轻脚有条不紊地准备着。各位候选人代表胸前佩戴着能够区分来自哪个党或是几号候选人的胸牌。时间到时，秘书先宣布投票即将开始，高举票箱示意它是空的，然后当众封上，读出封条号码。投票的顺序是先工作人员，继而在场的本地观察员、各候选人代表和警察。

非常安静又非常庄重。我的鼻子一阵阵发酸，禁不住热泪盈眶。

警官着蓝色警服、宽皮带、高腰靴，身材挺拔，个个英武。轮到女警官投票：验明身份，领取选票，进秘密写票处划票，出来投票，然后用手蘸墨水，用意是表明你投过票了，不能二次投票。因为墨水在一天之内洗不净。投票前验明身份时也要查验手指是否有墨水痕迹。接着，男警官进入投票区。他们把身上的手枪卸下，交给女警官，对于不能带枪投票也是有专门规定的。此时，他不是履行警察职责，而是履行公民职责。他们做得十分好。

接下来，早早等在大门口的老人、妇女，青年排着队开始往里走，他们穿戴整齐，有人裤子上熨出了裤线，有妇女在给怀里的婴儿哺乳，有孩子跟着大人。天亮了，天晴了。晨光下这个画面格外和谐。一个男子搀着母亲从出口处艰难地挪进来，工作人员直接领他们去投票。规定允许老人、怀孕者、残疾者、有病者可以不用排队直接投票。

去的第二个投票中心是给我们开车的当地司机的投票点。这是一所学校，5个教室开放作为5个投票站。我做了一份详细的观察记录，看到两起违规事件都被在场的候选人代表及时纠正了。

一是，一位老妇人大概是文盲，不会划票。工作人员向她询问后，对着观察席上的各位说了几句话。只见一位候选人代表起身，搀扶老妇走向秘密写票处。其余代表一齐叫了起来，示意叫停。最后，还是工作人员本人扶她进去划票。二是，一选民投完票，手指没蘸墨水就出了门，被观察席中眼尖的候选人代表看到，把她叫回来。这是一个多么严密的监督连环套。一个完善的民主制度一定是无所不在的监督。而且监督发生在彼此利益不同的集团和人中，比如眼下，由于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候选人，所以会张大眼睛盯着其他候选人代表有无违规行为，尤其是小党对大党更存戒心。这几乎就是人盯人战术。而正是这种人盯人，保障了程序的公开公正。

到第三个投票中心时，雨又下开了。此地有大量警察和记者，好像有特殊情况。我们刚刚在验证、发选票的工作人员身后站定，就看见人群的目光忽然朝向了入口处——2号候选人若阿克和夫人走来，这是他的投票点。有一随行人员为他撑伞，他们像普通选民一样接受检验身份。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选民都未显出异样。他投完票，只有外国记者“长枪短炮”地包围了上去。

第四家投票站发生了意外：选票不够了！按理，早上7点前数选票就应该发现选票和在此登记的选民数有误差。显然，这可能成为发生事端和导致选举失败的事件。不过，选民非常耐心地在院子里长时间等候。联合国维和警察和选举委员会一同送来选票，经过现场清点，投票继续进行。

下午两点去往最后一处，观察投票结束阶段。3点准时结束，我才有机会走进秘密划票处，顿时被眼前看到的惊呆了：两根线绳上拴着两个长钉子。原来，他们不是用笔写，而是用钉子在选票上戳洞。这方便了不会书写的人。

工作人员在剩余没有用的选票上盖上“没用”（Unused）的章，然后开始数选民登记花名册上标记的投票人数，数了一两个小时。接着，他们从教室里搬出一些桌子，在屋檐下摆成一排，把选票从箱子里倒出来，将折迭的选票一一打开朝下铺平。投票中心的头儿不断地和各观察员、候选人代表和选民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做，凡事经过他们认可。例如，数来数去，选票和登记在册的人数差了一票，为了找到这张票，又花费数小时。

开始点票时天已经见黑。一人唱票，一人计票。一会儿，天完全黑下来，只有走廊上的灯照着唱票和计票人，直到午夜点票才结束。其实，这个投票中心不过只有2000多张票。

这个漫长的天啊，阴晴多变，风雨来去。我看到了，这不仅是年轻的国家，也是年轻人的国家，充满希望的国家。投票过程完全是由20岁—30岁的年轻人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过程，他们皮肤黝黑，穿着牛仔裤，夹趾拖鞋，严肃认真地担当了大事。虽然在数票数上费了些周折，办法比较笨，但是这也说明，在受教育水平低的地方，多花点时间，慢慢来，就能保证选举顺利进行。民主选举，不怕慢，就怕站。

观选的启示

第二天，街上的候选人广告就不见了。一切照旧，不留痕迹。在110万人口中，有超过60万人注册投票。没有候选人过半数，得票最多的3号罗罗28%；2号若阿克25%。他们将于4月中旬进行第二轮投票。现总统霍塔得了17%，他说，自己并不感到失望，因为另外两位都有能力保证国家的和平和稳定。霍塔是199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1975年那次短暂的独立中，25岁的他就被任命为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从那时起，他一直担当着东帝汶与国际社会间沟通的发言人。1983年他在海牙国际法学院学习国际公法学，在斯特拉斯堡人权国际研究所接受人权法学习；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生课程。他可以流利地讲葡萄牙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顿语等，是独立后第一任外交部长；2006年担任总理，2007年当选总统。

如果对于民主国家来说有一个考试的话，那么，这个考试就是选举。当我们坐下来回顾和讨论观选过程时，团队的负责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东帝汶的这场选举是不是自由公平的？大家异口同声：YES!

我想把眼睛看到的说出来：第一，民主，不像有人说的是资产阶级或者发达国家的专利。它是人类进步的一种创造，每个人都有权享受民主。第二，实行民主是制度转型的重要部分。民主政治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动荡，反而可以使多元社会的多种利益得以平衡。不同政治势力基于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来竞争合作是和平稳定的保障。第三，民主是可操作的，它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逐渐完善，世界上已经创造出了很多模板。第四，所谓民众素质，或受教育水平与能否实行民主无关。第五，选举和公民社会建设是建立民主制度的两个要素。第六，各种基层选举是通向国家民主的道路。选举的公正与否是一个民主制度的试金石。

要离开东帝汶了，又是一个午后。在机场，只见3位女士站在办票柜台旁的传送带上办理乘客的行李托运，忙乱不堪，不禁哑然失笑。这和他们计票一样慢。但是，我们都学会了耐心等待。这，就是东帝汶。慢，又怎么样呢？这个年轻的国家向世界贡献了为自由、独立献身的生命；贡献了一个又一个和平、自由、人权奖得主；如今，又贡献了一个透明、公正、秩序井然的总统大选。

2.中方回应“因朝鲜射星停止遣返脱北者”。

3.叙利亚枪声再起 联合国观察团任务面临挑战。

4.苏丹总统巴希尔扬言“解放”南苏丹。

5.9家药企14种胶囊铬超标，药监局避谈道歉。

6.媒体称上海等地公租房因地远价高无人租住。

7.湘潭拟任命90后女副局长 上派北京任职。

8.林书豪成为《时代》年度风云人物。

2.石原慎太郎：中国反对东京购买钓鱼岛等同宣战。

3.朝鲜拒绝接受安理会谴责 称将继续发射卫星。

4.被扣中国渔民及被误杀者遗体从帕劳回国。

5.《环球时报》：中国也应在南中国海军演。

6.陈竺谈“毒胶囊”：对企业要有信心。

7.“幸福环卫工”张景和患癌去世。

8.南京长江干堤加固砖一捏就碎 施工队无资质。

2.东京政府欲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中方回应称“非法无效”。

3.美籍韩裔医学家将任世行行长。

4.菲律宾要将黄岩岛争端诉诸国际法庭。

5.九家毒胶囊涉事药企无一家公开向消费者道歉。

6.机场建设费换马甲继续收 国内航线仍收50元。

7.司机致死3人未赔偿获轻判 法官称眼睛花判错。

8.中国新《著作权法》草案音乐版权条款遭业界抨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畸形化，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不断积累，经济与社会的危机日益明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改革共识的重新凝聚，是基于对改革停滞所形成的现状和问题的不满。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重启改革的契机。但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现在所面对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甚至可以说，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启改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选择中国改革的思路和道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近些年改革共识一度破灭的现象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已经处于“输不起了”的境地，如果在改革的选择上发生重大失误，今后再次凝聚改革共识就更加困难了。

下面我们将从不同选择或思路的走向，其内在的逻辑，背后的社会力量，不同道路的意识形态取向及会使用的符号策略，不同选择的现实性以及可能导致的问题等方面，对这四种不同的可能选择或思路，做一个概括的分析。

第一种思路：在一定意义上向旧体制的复归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思路，不能简单地按照意识形态的符号将其漫画化。其实，在过去的30多年中，即使是在改革如惊涛拍岸之时，对改革的质疑之声，甚至在特定意义上要求回归旧体制的声音，也没有完全消失过。在这当中，当然有所谓思想僵化者，有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

更加强调平等理念的旧体制对社会下层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有许多研究表明，社会中的下层往往对权力抱有更多的希望。其原因是，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下层人具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较差的竞争能力使得他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对他们提供保护，尽管他们其实往往是权力的受害者。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以走向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的，虽然在改革的最初阶段出现过一种为时很短的“平等化效应”，社会边缘群体获得了改革在最初阶段上提供的机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在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制中，下层人所处的不利地位日益显现出来。特别是在改革由于走样变形而日益沦为“掠夺财富的战争”的时候，他们更是成为被掠夺的对象。因此，对于这些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来说，希冀在旧体制的回归中找到希望，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在这样的一种思路背后的社会力量，除了部分下层民众之外，还有左翼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悲天悯人之士，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乏对人类发展的走向和世界格局有着很深刻的理解。但总体说，这条路缺乏中间层支撑。其间最值得注意的变数，是近些年来由于生活成本上升，而收入增加缓慢的人数众多的小白领。可以预见的是，如小白领窘境不变，其中的部分人会成为其追随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些年来中国的左翼运动有明显的发展。

从意识形态资源来说，这条思路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理念中的平等价值观，但同时又具有某些民粹主义的色彩。需要注意的是，近些年来，由于新老左派的共同努力，在重整意识形态资源上已经有明显进展，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亦开始提出一些系统性的要求。这种思路在底层有一定基础，也体现了社会中尤其是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底层民众的某些合理诉求。在此基础上，更有人将这种思路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上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及超越资本主义的讨论联系起来，希望能找到一条能超越传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如果放到目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特别是就如何解决我们在体制上的困境来说，这条思路的问题就相当明显。如果将这种带有某些合理要求的思路，外化为一种完整的体制，可以说，这条思路总体上不仅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悖，而且在历史上口碑不佳，在改革前近30年的实践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留给人们的经验教训，使得这种思路不会为社会主流接受，即使是一般体制中人也对之怀有深深的戒备之心，企业和经济界人士对之更是深恶痛绝。

第二种思路：“深化改革”或“改革攻关”

这种思路一般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但其实并不准确。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其实就是在改革的主张者和推进者中，关于改革的思路也是很庞杂的。这如同秦晖教授所说的，当时共同的一点，就是脱离旧的体制，但走向哪里，并不明确。回过头来看，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社会中的氛围和变革思路，是最靠近世界主流文明的。这也是中国最有自信的时期。那个时候的自信表现为对自身问题的不回避，以及向别人学习的劲头上。但不久，这条改革思路就被一种暧昧而含糊的取向所取代。

说这条改革思路暧昧而含糊，有两点含义。第一，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除了极少数时期，对于改革一直缺乏一个可以进行明确而透彻讨论的环境，很多重要的问题，只能用含含糊糊的语言来表述，甚至只做不说。第二，改革到后期，变成了能改什么就改什么，不能改就绕道走，甚至只有对自己有利才改的选择性改革。但尽管如此，应当说，在这样的改革思路中，走向市场经济这一点还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此而言，这是与人类主流文明的方向一致的。但也要看到，这种思路比较偏向现代主流文明恶的一端，即推崇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端。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这种思路将社会主义解释为就是发展生产力，而对人类文明中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因素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结果，脱离神圣化意识形态的过程演变为唯利是图，唯金钱是图；对于绝对平均主义的破除演变为为过度的贫富差距合法性提供的论证；对于效率的片面追求成为损害社会中公平正义的理由；实用主义的改革策略成为不择手段的代名词。

从理论上来说，上述改革路径至少是在最优不可能的情况下的一种次优选择，但最终的结果似乎并没有带来次优的结果。特别是到了今天，这条思路的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引起的民众的不满和频发的社会矛盾，已经预示着这条改革的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也许从结果追溯原因，是我们对这条改革思路进行反思的正确途径。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对于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总的评价趋势是褒经抑政。即认为过去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其实，褒贬不说，现在看来，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是值得反思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不用说了，结果是权力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迅速膨胀。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尤其在过去20年中，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谨小慎微形成鲜明对照，经常鼓励人们大胆去试，不要怕犯错误。就鼓励改革勇气来说，这似乎无可厚非，但结果却是造成经济生活的高度非规范化。其实这个阶段的改革，最需要的是通过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动的改革，尤其是诸如国企改革等这样的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改革就更应如此。但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政治体制条件和社会氛围，只能以打左灯向右转或“摸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由此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越来越膨胀且不受制约的权力，另一面是非规范的经济。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无约束的权力与非规范的市场相结合而形成的权钱结合的混合性体制。进入21世纪之后，这样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在这种思路的改革中，还需要反思的是所谓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改革当然要谨慎稳妥地进行，但过多地强调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其实会导致很多误解。首先，中国改革都是渐进的吗？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很难完全概括为渐进的模式。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几千万人失业下岗；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一夜之间上亿人失去或被削减了社会保障。这些几乎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的。相反，在涉及一些重要的既得利益的改革中，则往往是以渐进式改革为名，掩饰着实际上的不改革。在公车改革、官员财产公示等问题上，莫不如此。大讲渐进式改革，但同时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其实是不想改。经过这30多年的改革实践，所谓渐进式改革的弊端也日益表露出来。其实，改革中实质性问题，往往不是激进还是渐进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对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改革的问题。改革有时需要惊险一跃。

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改革思路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其造成的种种弊端，导致了民众对改革的认同在急剧流失。对于改革的推进来说，现在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更在于由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已经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形成改革共识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如果不对过去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延续这条路继续深化、攻关，有可能导致极为危险的局面。但要看到，支持这个思路的群体掌握相当资源，话语权较大。更主要的是，各级领导人对走这条路人们比较熟悉，因此，一提重启改革，人们的思维就会定位在这条路上。这在改革有可能重启的今天，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三种思路：定型现有体制

这种思路没有明确的表述，但却是很多人内心里的一种默契。这首先是源于对现状的满意感。在讲到为什么近些年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弱，许多人都提到是因为日子好过，所以不思进取。首先是经济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政府的日子好过；其次，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型企业的日子好过，银行从破产的边缘变成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国企从过去的亏损大户变成盈利大户。而在这背后，实质上是在过去30多年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日子越来越好过。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貌似过渡形态的混合型体制，最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这种状况使得我们需要对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重新反思。过去我们总是假定说改革或社会转型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起点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扩展一点说就是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当我们从一个起点在往终点走的时候，中间每一个点上都有可能停下来，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渐进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结果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转型陷阱”的形成。

转型陷阱对中国社会的羁绊，来自结构与体制的双重固化。其实，现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些问题的解决之所以很困难，不仅仅是在于既得利益集团对弊端的维护，也不仅仅在于这些问题和弊端本身有多么复杂，这种困难更在于“纠错困境”：对于这些问题，不解决会日积月累以至积重难返；努力解决的话，又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会挑战体制的承受能力。正是这一点，给了既得利益集团以维护现有体制不变的理由。如果不能通过实质性的改革突破“纠错困境”，将会出现的逻辑，我将其称之为“饰错依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个错要用十个错去掩饰或弥补，十个错要用一百个错来弥补，这样，路将会越走越窄。因此，要走出“转型陷阱”，解决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要用实质性的体制变革走出这种“饰错依赖”。

第四种思路：融合公平正义与普世价值

今天改革共识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人们开始重新认同过去那种造成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改革模式，而是基于近几年的现实形成的“不改也不行”，甚至“不改更不行”的认识。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看到新的改革共识重新凝聚的这种背景和原因，看到新的改革共识是针对什么状况重新凝聚而成的，那么，也就大体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未来改革的期待是什么，人们要求重启的改革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

改革新共识是在原有共识破裂之后的再次凝聚，形成改革新共识的这种背景明确告诉我们，现在是不改革已经不行，但按原来的老路子改也不行。在中国改革进行了30年后，之所以会陷入“转型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改革模式内在的逻辑使然。如果仅仅是继续过去的改革模式，20年后，我们有可能还会走回到今天。正因为如此，要真正有改革的再出发，就需要对原来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形成新的改革思路和设计。

考虑到现在社会的弊端，考虑到人们对新的改革的期望，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我们这个社会未来的走向和前景，在这种新的改革思路中，应当将公平正义作为未来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价值取向。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需要执政者，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以人民福祉为终极关切，以人性和自信面对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带领我们这个社会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融入人类主流文明。选择这样的一条改革之路，前面将是一片海阔天空。

在实践中，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获得实质性突破。（1）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由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当今的时代甚至需要一种更强的权力。但这必须以下面的两个条件为前提：第一，这种权力是有边界的，在权力发挥作用的边界内它应当是强有力的，但不能越界。第二，越是强有力的权力，越是要置于社会的监控和制约之下。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往往都是与权力受不到有效约束有直接关系的。（2）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影响，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但在现实的情况下，想消灭既得利益集团是没有可能的。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中为利益集团设定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样的，提供的制度性活动平台是什么样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正当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会蜕变成不正当利益集团，相反，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就是由不正当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集团，也只能按照社会设定的规则从事自己的活动。（3）建设社会的法治基础。要实现公平正义，要约束损害公平正义的那些因素，必须依靠法治。（4）落实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力量的发育，逐步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改革，将是对这个思路改革的最大考验之一。如何对待畸形膨胀的这么大一块国有资产，按照第二条思路很可能是会重演上个世纪90年代瓜分国有资产的一幕。而在公平正义取向的改革中，则要考虑在破除垄断的同时，如何公平地处置国有资产，对此，人们实际上已经在开始提出种种设想和方案。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以公平正义为基本取向的改革中，促进权利平等的改革要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应当认识到，在过去30年的改革话语中，平等的问题一直摆不上位置，甚至有人将这种要求看作是与改革所追求的市场经济和效率相矛盾的，是需要在改革中加以破除的。这也是后来改革走样变形，甚至导致社会不公加剧的重要原因。结果是，改革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也随之破裂。不久前，经济学家华生指出，当一个社会的一般大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权利不平等时，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权利是当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在未来的改革中，权利平等应当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其具体内容至少包括如下几点。一是社会平等，包括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社会保障中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等；二是经济平等，破除垄断，建立平等的准入制度，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等；三是政治平等，包括破除领导干部的特权，实现人大代表的合理构成等。

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我们应当以自信的态度接纳而不是排斥普世价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在目前的情况下，形成如下的判断是重要的。尽管今日世界格局的变化平添了许多变数，尽管国际国内的许多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在朝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些最基本问题没有变化，一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情况不能成为我们忽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走的理由。